汪強

　　一個14歲的男孩被凍死了！

　　他叫張紀鑫，是山東濰坊市臨朐縣五井鎮五井中學學生。12月17日晚，值班老師以其違反紀律為由，罰他站到宿舍外。隨后，這名值班老師喝酒去了，忘記小鑫還在宿舍外罰站。在零下十幾攝氏度的寒夜里，小鑫在宿舍門外凍死。(《北京青年報》12月23日)

　　相信每一個稍有良知的人都會為這名老師的殘忍與不負責任而憤慨。但在憤慨之余，我又想，小鑫為什么不逃生呢？他為什么不回到教室、宿舍，或者干脆回家？一種可能是他不知道在零下十幾攝氏度的寒夜中站立，有可能被凍傷或凍死；一種可能是他明明知道有被凍傷或凍死的可能，但不敢違背老師的話，缺少寧愿挨處分也不愿被凍死的勇氣。而無論是哪一種可能性，都說明生命意識的缺失——當然，這并不是孩子的錯。

　　由此我想到了不久前發生在湖南省湘鄉市育才中學的踩踏事件：12月7日21時許，晚自習下課之際，學生們在下樓梯的過程中，一學生跌倒，驟然引發擁擠，造成8死26傷。據說，在剛有學生倒下之際，有一名叫龔劍的學生曾大喊：“有人滑倒，都不要擠。”可后邊的學生照樣向前擠。為什么在龔劍大喊之后，其他學生還要往前擠？給出的解釋是，后邊的學生以為有人在開玩笑。

　　當時，對后邊的學生來說，一種可能是停下腳步，而停下腳步有可能上當，因為前邊并沒有人倒下；一種可能是繼續向前走，而繼續向前走則有可能踩死人。假如這些學生有較強的生命意識，那為了避免慘劇的可能發生，應該是寧愿上當也要停下腳步。

　　這兩個悲劇給我們留下了太多教訓，其中一個共同的教訓則是，學校、社會與家庭對學生缺乏熱愛生命、敬畏生命、保護生命的教育。這讓我想起普京：12月3日,俄羅斯總理普京通過廣播、電視和網絡直播節目與本國普通老百姓進行了長達4個多小時的直接對話。在回答9歲的俄羅斯小姑娘達莎“關于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的提問時，他說：“我想，我們活著就是最大的幸福。”設想一下，假如有一位學生如此發問，我們的官員、我們的教師會如何回答？清楚我們“特色”的人都知道，我們的回答可能是這樣的：“能為祖國作出貢獻是最大的幸福”，“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最大的幸福。”

　　而一些家長則可能告訴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學是最大的幸福，能找到一個好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能買得起房子、車子是最大的幸福，能娶到好老婆嫁個好老公是最大的幸福，而很少有人會說“活著就是最大的幸福”。不能說前面那些回答沒有合理成分，但我認為，普京的回答是最務實最理性的，因為“活著”是實現其他一切的前提。否則，就什么都不可能有了。

　　“活著就是最大的幸福。”這應成為學生的常識，而普及這一常識的責任在學校，在社會，在每一個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