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開春以來，北京、上海等市的“小學升初中”競爭驟然升溫。在這種比拼中，薄弱學校的學生大量流失，面臨辦不下去的危險，而重點學校卻冒著政策風險拼命擴班。對應試教育和教育不公的撻伐讓決策者選擇了“電腦派位”，而同樣也是因為應試教育，讓“電腦派位”面臨全線崩潰。（5月9日《中國青年報》）
　　電腦派位，作為基礎教育資源配置的一種制度安排，只能“誘導”而不能“強制”個人。這種機械的配置方式，在今天“教育資源”分配不合理現實狀況下，無疑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形式上的公平。
　　小學升學考試雖然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就近入學和“電腦派位”的方式。但另一方面，高考作為指揮棒仍然在發揮作用，能夠考上全國各地重點大學的，無不是以高考成績作為測試的標準。家長面對無所不在的高考指揮棒，誰不想自己的孩子能夠進一所升學率比較高的中學就讀？“派位難題”似乎是一個應試難題，大的應試環境沒有改變，而只是在“小升初”上動一下小手術，未免“諱疾忌醫”。
　　“電腦派位”能派出公平嗎？現在看來，事實上已經證明了當初諸多學者的擔心。電腦派位，不僅沒有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甚至還加劇了教育壟斷。更令人擔憂的是，擇校經濟的出現無形中也助長了社會的不良風氣，在各種擇校的“運作”過程中，“擇校費并不是公開的明碼標價，而是‘看人下菜’，根據‘關系’的親疏、權力的大小決定‘擇校費’的多少。”這種種驚人的黑幕讓孩子的心靈自小就感受到了社會的不平等。
　　不管考試有多少罪狀值得控訴，但我們也得承認，在沒有找到比考試更好的制度安排之前，考試才是最公平的手段。只要“應試教育”背后的利益機制和工具性存在，有關部門想利用“電腦派位”來消除“應試教育”帶來的教育不公，又談何容易。最可怕的后果是“明令”一下，“風險”提高，而相應的“尋租費用”也會水漲船高。如今看來，“電腦派位”不但不能改變“應試教育”帶來的教育不公，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彭興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