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家喻戶曉的“少年班第一神童”寧鉑出家為僧了，與寧鉑齊名的謝彥波和干政如今也如仲永般泯然眾人矣。對于少年班最紅火的三位“神童”的人生之路，當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難過，但是并不覺得意外。“當時各個方面的因素，宣傳、壓力、體制、教育方式，都對這幾個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說，“可是，我們眼看著一切發生卻無能為力。”

　　少年班從1978年開辦以來，一直就是爭議不斷。三位神童的境遇無疑會給反對者更多的信心和口實，“少年班是拔苗助長”，“少年班模式是摧殘人才”，“少年班是根本上的失敗”，諸如此類的論調，想必也會更加高漲。然而，在我眼里，“神童出家”雖然與少年班脫不了千絲萬縷的干系，但絕對不是少年班本身的錯，從根本上講是依靠造神來領跑的時代的后遺癥。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是文革結束百廢待興的年代，時代呼喚知識與人才，科技與教育戰線首當其沖進行撥亂反正，對科學和人才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渴求和熱忱，也迫切需要樹立典型人物來引領國人崇尚科學。正是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寧鉑等早慧少年被推到時代潮頭。因此，可以說，從寧鉑、謝彥波、干政被舉薦到科大讀書的那一刻起，其作為“時代人物”的命運就注定無法逆轉。

　　那確實是“寧鉑們的時代”，他們在整個國家都是絕對的明星，全中國的報紙、雜志、電視都在報道他們，他們的故事甚至成為了手抄本的題材。幾乎一夜之間，這幾個神奇少年就為全國人民所熟知。他們被稱為“神童”，被樹立為典范，用來號召全國青少年向科學進軍。

　　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確實起到了號召和引領的作用，千千萬萬的青少年受到他們的影響，激發了追求真知、崇尚科學的夢想。他們在七十年代末乃至整個八十年代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也是積極的。僅此而言，他們對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貢獻已經十分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講，甚至絲毫不亞于其本身在某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然而，從神童個體來講，他們最終走上泯然眾人的結局，又是不幸的，令人扼腕嘆息。畢竟，他們當年還是懵懂少年，畢竟，他們的心智尚未成熟到足以抵御如此強烈的社會關注的地步，因此，無度的宣傳和熱捧，對他們的健康自然成長造成了莫大的損害。可以說，時代造就了他們，時代左右了他們，時代又無情地將他們推向成功的反面。反倒是那些當年不被關注、默默無聞的少年班學生，在走入社會后，卻取得很大的成功。

　　如今，那個依靠“造神領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們已經淡忘了追問寧鉑、謝彥波和干政的去向，他們的名字也幾乎不再出現在新聞之中。然而，在這種遺忘中，他們卻在獨自“品嘗”著時代留給他們的后遺癥。

　　“神童出家”是時代造就的悲劇。我想，身處越來越健康和理智的時代的人們，在為他們感到惋惜的同時，還應該追想、感激他們為時代作出的奉獻，反思那個時代的“造神運動”所帶給人的傷害，而不應該帶著獵奇和嘲諷的心態去看待“神童出家”。其實，他們更需要人們的理解和精神上的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