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止高雅，氣度雍容的理查德·佐爾格是二戰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誰也不會想到，這位畢業干柏林大學和基爾大學的博士，在東京德國使館內有單獨辦公室并與使館官員親密無間的著名記者競是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國要發動對蘇戰爭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會在西伯利亞采取行動作出的準確判斷已作為諜報活動的典范載入史冊。他的膽識和智慧一直為人們所稱頌，被譽為“最有膽識的間諜。”他的信條是：不撬保險柜，但文件卻主動送上門來；不持槍闖入密室，但門卻自動為他打開。

　　大使和記者

　　1941年11月23日，星期四清晨五點鐘，德國駐東京大使尤金·奧特少將向柏林發出絕密電報通知外事局：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東京特派記者理查德·佐爾格和另一名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被捕。兩人因“叛國通敵”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已經6天了。

　　電文說：“經再三追問，日本外務省才答復說，懷疑佐爾格和克勞森通過日本中間人與第三者勾結。我雖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審訊結果以便通報德國，但由于調查還在進行中，一時無從了解。

　　“經查詢，這個消息已由日本外務省證實，他們只說人已被捕，但此事應予保密。”

　　消息傳到德國大使館，上下嘩然，人心忐忑。

　　理查德·佐爾格博士是位東京的德國人中有聲望、有影響的人物。他曾在上海為幾家德國報紙工作過，以中國通著名。1933年9月他到達東京，持有德國高級外交官分別寫給東京使館和日本外務省的介紹信。

　　歐洲人生活在一個亞洲國家，總感到周圍環境閉塞而壓抑，他們對這位新來的人很快便產生了好感。佐爾格熟悉中國事務。

　　深受使館人員的歡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某步兵團中服役，榮膺二級鐵十字勛章，因此，大使和武官對他都另眼看待。他是《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論資歷、閱歷都當之無愧，再加上他那兢兢業業的工作作風，深受同行們的尊敬。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時，令人艷羨，凡持有與他來日本時同樣介紹信的德國訪日官員、記者竟相前來登門拜訪。

　　佐爾格在東京這個世界里算得上是個人物。盡管他像波希米亞人那樣愛出風頭、自大、偏執，酒后尤為突出，這使一些德國同胞有些反感，但總的說來，人們認為他是個嚴肅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種天生的魅力，令人親睞，特別討女人喜歡。

　　東京的德國僑民們身居世界的另一端，不受德國發生的事件的干擾，因此德國僑民界仍然是1933年1月希特勒執政前的德國社會的縮影，反納粹的觀點還可以謹慎地流露。在這個社會中不存在咄咄逼人的納粹狂熱氣氛，大使本人也以中庸的態度著名。

　　佐爾格卻經常擺出一副局外人的極端主義的姿態，人們認為這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標準德國退伍軍人的表現。 1934年，佐爾格到日本后不久便參加了納粹黨海外支部，3年后又成為納粹新聞協會會員。

　　這樣一位杰出的記者被捕的消息一經傳開，東京的德國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國記者同行們立即聯名寫信給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爾格，懷疑對他提出的指控。他們往監獄給他送東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奧特將軍跟在東京的其他德國人一樣，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諱的說法，認為佐爾格絕不會有叛國的嫌疑。奧特從1934年擔任駐東京武官時起就與佐爾格認識。佐爾格是大使館的常客，也是奧特的親信之一。他倆經常對奔，在使館院子里共用早點，同去日本鄉村旅行。

　　佐爾格的見解和情報來源使奧特大使很滿意，并定期與其顧問們進行討論。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賴的同胞。

　　歐戰爆發以來，佐爾格受大使館聘用，負責編新聞簡報。因而他在使館內設有辦公室，在那里閱讀柏林發來的官方電訊稿。

　　為這份差使，他在使館里正式領薪俸。身為卓有成就的新聞記者，又是立過汗馬功勞的退伍軍人，佐爾格與陸海軍武官打得火熱、交往很深，他們常在一起交換情報資料，就技術問題交換意見。

　　像這樣一位有聲望．交游甚廣的人似乎不可能是當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馬克斯·克勞森，大使倒還聞所未聞。

　　奧特將軍聽說這兩人被捕，立即認為他們是日本上層人物反德陰謀的犧牲品。奧特在電文中說：“使館人員和當地德國人普遍認為日本警方懷疑錯人了。據我了解，佐爾格與一名接近近衛公爵集團的情報員保持聯系。”當時，近衛集團剛倒閣不久。而1941年10月，正是決定遠東地區是和平還是戰爭的日美談判進入關鍵性階段的時刻。因此奧侍在電文中接著說：“關于談判進展的情況，據說屬于國家機密，已落入佐爾格手中，因而佐爾格可能成為某種政治報復或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我們不能排除控告佐爾格一案背后存在著反德勢力的可能性。當前東條英機兼內相，掌管警察。我已向東條首相提出要求，盡快了結此事。”

　　德國外事局比較審慎，在收到東京發來的電報后首先去試探日本駐柏林大使小島將軍。他是東條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軍事同盟。

　　“這純粹是司法部門和警察的事，”小島以公事公辦的態度回答說，“根據日本慣例，他們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影響。很自然，從外交政策觀點來看，佐爾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沒有確切的理由懷疑他，警察是決不會決定逮捕他的。”

　　這種回答不能令人滿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經過再三詢問，小島才含糊其詞地透露：很可能佐爾格被控告支持了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

　　“這根本不可能。奧特大使和使館工作人員一致懷疑對佐爾格的指控，”一位曾在東京任過職，很了解佐爾格的官員說，“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產主義傾向。”

　　德國人對此事十分關心，認為在這微妙的時刻，決不能讓這一事件危害德日軍事、政治和經濟全面合作關系。

　　幾天后，日本檢察署根據對案件的初步調查結果向德國使館提交了一份簡短的照會，其內容由奧特將軍電告柏林。照會說：“經我方調查核實，佐爾格本人已供認，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為共產國際工作。有關案件的進一步調查正在著手進行。”

　　聽到這駭人聽聞的消息，德國人愕然，整個德國都感到震驚。

　　入道之前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區一個油田附近的小鎮。他父親是位工程師，為一家瑞典諾貝爾利息投資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親是俄國人，比父親年輕得多。

　　當理查德3歲時，全家遷往德國，在柏林郊區利奇特費爾德的一個大宅院里定居。在9個孩子當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與母親很親近，而且終生如一，每逢母親生日他都要寄去禮品或拍發電報給予祝賀。

　　佐爾格小時候是個敏感而膽怯的孩子，他喜歡在臥室里通宵達旦地點著燈。他為人隨和，哥哥姐姐們都喜歡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幾乎是在一個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靜度過的。他父親后來成了銀行家。在他父親死后，每個孩子都繼承了一筆遺產。

　　佐爾格的高中時代是在利奇特費爾德度過的。那時他已是個體格健康。身材勻稱的小伙子，常常為自己的體育素質感到自豪。他特別感興趣的課程是歷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間，他自愿報名參了軍，被分配到第三野戰炮兵團學生旅，先是在西線同法軍、后是在東線同俄國人作戰。

　　在一次戰役中他的右腿被彈片擊傷，被送往柏林陸軍醫院。

　　佐爾格在住院休養期間集中精力學習，回到母校參加了高中畢業考試，結果名列前茅。身體恢復以后他又返回原來的部隊。

　　3周后又負傷，但這次可重了，兩條腿都被彈片打折，留下終身殘疾。由于他作戰勇敢，被提升為軍士，并被授予二級鐵十字勛章。

　　佐爾格受傷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學醫院。在那兒，年輕的佐爾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經歷了一場革命性的轉變。

　　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佐爾格接受過戰火的洗禮，曾兩次在戰壕中作戰，但卻不知道他們究竟在做什么。佐爾格說：“我們雖然在戰場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們沒有一個了解戰爭的真正目的，更談不上它的深遠意義了。” 他的思想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斷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經歷中的每一個細節，茫然地探索著自己的事業，但經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狀況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終于發現了一絲光輝，那就是共產主義。

　　他開始如饑似渴，但漫無計劃地閱讀德國和俄國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作為攀登馬克思主義的階梯”，他還廣泛涉獵希臘哲學家和黑格爾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開朗，他覺得他的道路越來越寬廣了。從此以后，他逐漸成為一個自覺的共產主義戰士。

　　1916年10月，佐爾格就讀于柏林大學經濟系，他的計劃是“除了學習外還要參加有組織的革命運動”。1918年元月，佐爾格正式退伍而就讀于基爾大學，攻讀國家法和社會博士。

　　他的求知欲在這里受到激發。對他一生影響最大的就是他在這里結識的科爾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早年留學英國的經濟學博士，對政治懷有滿腔的熱情，他本人則具有強烈的左翼思想，對青年人影響很大，他孜孜不倦、誨人不厭的態度亦令年輕人敬愛。佐爾格所參加的學習小組常在他家中集會。在德意志帝國勢必戰敗的氣氛中，他們熱烈地討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佐爾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堅定了。

　　不久以后，佐爾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在此同時，他從基爾搬到漢堡，繼續完成他的博士論文的最后部份。同時他又積極地參與建立青年人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培訓黨的地方組織干部。籌建黨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開職務則是大學助教、煤礦工人、報紙編輯和記者等。他還作為地區代表出席德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也就在這段時間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結了婚，她當時也正在攻讀博士學位。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來到德國，佐爾格在柏林和法蘭克福兩次與他見面，從此開始接觸蘇聯共產黨。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法蘭克福召開，蘇聯派了一個由6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其中有蘇聯軍事情報局即紅軍四局的成員。佐爾格再次與前蘇聯共產黨接觸，這次見面是佐爾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轉折點。四局的特工人員早已注意到佐爾格的表現和他的經歷了，認為佐爾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眩經過幾次談話之后，四局的人說：“你若有興趣加入四局的話，就到莫斯科來罷。”佐爾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經過德國共產黨的精心安排，佐爾格持合法的德國學生旅行護照，偕妻子途經柏林前往莫斯科。

　　莫斯科——中國之行

　　佐爾格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上等的禮遇。他們被安排在盧克斯飯店住下，四局局長別爾津將軍親自登門造訪。初次見面，別爾津就被這位精明、富有活力的德國人所吸引。他們還一起討論共產國際的情報來源和軍事情報與政治情報的關系等問題。佐爾格敏銳的政治頭腦．淵博的國際知識和對國際事務的精辟見解和分析給將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佐爾格看來，蘇聯共產黨富有生氣，是世界各國進步組織的中堅力量，能為這樣一個組織貢獻一份力量，正是他夢寐以求的事業。 很快，他便加入了蘇聯共產黨，并被安排在紅軍四局共產國際情報處工作，負責收集有關各國工人運動、政治經濟問題方面的資料，處理和聯系各國共產黨的黨務問題。佐爾格對這份工作頗感興趣，他的經歷、知識和智慧與這種工作亦頗為相稱。 接下來的幾年，佐爾格便頻頻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斯堪的納維亞、倫敦和莫斯科之間。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與別爾津成了關系要好的朋友。

　　德國共產黨組織的武裝暴動失敗后，蘇聯領導人開始把注意力從歐洲轉向遠東地區。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還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蓬勃發展的民族革命斗爭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建立社會主義的希望和改變世界力量的平衡的遠景。莫斯科決定把情報。諜報和宣傳機構的工作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

　　為此，莫斯科曾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派遣許多間諜小組到中國來。 小組成員有蘇聯人，也有德國人。這些小組除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黨務聯系外，主要任務是收集有關中國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情報資料。

　　但是，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遭到血腥的殘殺，國民黨在上海的暴行尤為殘酷，蘇聯遣往中國的間諜小組也遭到破壞。緊接著，日本吞并中國的野心越趨明顯，亞洲籠罩在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怖氣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關中國的情報，必須重新建立被破壞的間諜組織。

　　1929年，佐爾格被召到莫斯科，經過與別爾津的幾次談話之后，別爾津便決定把佐爾格派往中國。別爾津認為，佐爾格不僅有在國外可以作為很好的護身符的記者身份，而且他還是個訓練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扎實而豐富的歷史知識和軍事經驗或許有朝一日還能派上用常佐爾格幾乎是懷著一種激動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國之行的。 他對中國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認為這次中國之行對他個人是極為重要的。況且，他已認識到親自到遠東地區開展工作的重要性，而當時僅有少數“政治觀察員”認識到這一點。

　　佐爾格接受任務后馬上回到柏林，經過一番喬裝打扮后，就準備起程了。他按計劃去辦德國政府頒發的、填有他真實姓名的合法旅行護照，然后又在柏林簽訂了兩項合同，從而公開確定了他的自由記者身份。這兩個合同，一個是與一家社會學雜志出版社簽訂的；一個是與一家農業報社簽訂的。佐爾格給《農業報》的經理說，他打算研究中國的農業狀況，并為該報投稿，作為他日后著書立說的基本素材。他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研究中國農業狀況對了解整個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佐爾格真是慧眼識珠，報社經理對他的見解大加贊賞，并表示積極支持，他還通過一位朋友為佐爾格搞到一張由德國外交部宣傳處寫給上海德國總領事館總領事的介紹信。 1929年11月，佐爾格離開柏林，途經巴黎去馬賽，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輪船，經由蘇伊士、科倫坡和香港，于1930年元月到達上海。與他一起到達的還有他的一位隨身報務員，稍后不久，四局派來協助工作的無線電技術專家馬克斯·克勞森相繼到達。

　　30年代的上海分為三個部分：一為上海城區，一為美、英、法、日等國共同管轄的公共租界；一為單獨劃分出來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國工業的中心，長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種勢力范圍犬牙交錯、相互重疊之地。

　　大批洋貨通過這個港口源源而來，中外投資都集中在這里。

　　作為中國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國共產黨地下中央委員會的總部也設在這里。2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爆發革命的希望破滅，上海便成為紅極一時的磁場，吸引著無數向往亞洲革命勝利的歐美進步人士。因此，新聞記者、自由作家、進出口商、軍火商、冒險家、職業特務、僑民、工人、難民和陰謀家；蕓蕓眾生、污合之眾一時云集。 佐爾格沒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這個樣子，雖出乎意外，但他還是喜歡這塊土地。

　　佐爾格到達上海的最初幾個月里，雖然表面上顯得不露聲色，但在暗地里卻立即以上海為基地，著手建立情報組織網。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紹信拜訪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通過領事館又結識了德國農業報的編輯以及許多上海的德國商人和德國外交官。

　　佐爾格一面廣交朋友，尋找情報的來源，一面潛心研究中國的事務。隨著了解的不斷加深，他愛上了這片土地。 佐爾格以采訪、旅行等名目先后到廣州、漢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國的情報，了解中國從城市到鄉村，從經濟發達地區到邊遠落后地區的基本情況。

　　一次偶然的機會，佐爾格結識了《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著名美國左翼人士艾格妮絲·史沫萊特女士。通過她，佐爾格物色到不少中國“助手”，也正是通過她，佐爾格結識了日本大板《朝日新聞》駐華記者、精通中國事務的日本專家大崎保積。大崎曾是東京帝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成員，對中國共產黨持同情態度。他與佐爾格對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較一致，以后，他成為佐爾格的主要搭檔和最合適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軍與中國十九路軍開火。佐爾格慷慨激昂，帶著幾分武士眷戀戰壕的心情，親自給部隊分發手榴彈，同時他還采訪了上海各戰區的戰斗，親自感受了中國軍隊的力量，并從中國方面的德國教官那里進一步得到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戰術情報。

　　上海事變后，日本奪取滿洲后打算征服中國的意圖暴露無遺，英、美政府對蔣介石政府的態度急劇變化。佐爾格的任務變得更重了。他得設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圖，詳細研究日本的作戰方式，了解中國政治、軍事狀況，提供有效的情報以有助于共產國際制定對華政策。 佐爾格除了靠中國和日本的情報員外，還利用歐洲人給他提供情報。這主要是德國商人、領事館官員、南京的軍事顧問小組和歐洲記者。他作為一位記者，常周旋于總領事館的社交圈子和記者聯誼會之中。

　　他從南京的德國軍事顧問那里了解到南京部隊的駐地、武器裝備、突擊師的編制、指揮官與蔣介石的關系等。依靠德國教官，加上中國“助手”的一臂之力，他搜集到了有關軍事工業的情報，還得到了南京軍火倉庫的藍圖。

　　他所收集情報大部分通過哈爾濱取道海參崴，或經廣州取道香港再轉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爾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結束了他的中國之行。別爾津有更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干。按佐爾格的說法：“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

　　不管怎么說，中國的3年之行對佐爾格本人來說是個經受鍛煉的大好時機。離開上海時，佐爾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國事務的專家，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了。經歷了公開的以記者身份在上海這樣特殊的環境和中國內地進行諜報活動的風險，佐爾格的諜報經驗更豐富了，他的勇氣經受住考驗。然而最有顯著意義的是他結識了大崎保積和馬克斯·克勞森這兩個搭擋，這倆人成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諜報佳作的得力助手。

　　臥底東京

　　佐爾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去四局總部拜見別爾津。別爾津對他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對他在中國的工作大加贊揚，認為十分令人滿意，在四局內的影響很大。問他對未來有何設想時，佐爾格倒不急于表態，說等他那本有關中國農業的書寫成后再說。

　　別爾津邀請佐爾格當晚到家里做客。在那里，佐爾格受到了熱情的款待。

　　第二天，別爾津到他下榻的莫斯科飯店來找他，說他那本書可能寫不完了，總部有重要任務安排給他，要派他出國。別爾津試探性地問他有什么選擇。佐爾格說他挑選亞洲，特別華北或滿洲。接著他又半開玩笑地說，他在日本也許也能干點事。

　　就這樣，經過與別爾律的見面后，他在日本的任務就被明確地確定下來。別爾津告訴他：“日本是蘇聯遠東地區的心腹之患，日本和德國的合作將嚴重威脅蘇聯的安全。必須摸清日本的計劃，日本對德國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進攻蘇聯等問題。這一行動必須在日本本土上進行。我們必須在日本建立秘密情報小組，以便直接獲取重要情報。”稍微停頓一下后，別爾津接著說：“日本素以戒備間諜著名，要在這樣一個復雜的條件下建立情報組織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只有具備特殊索質和才能的人才能委以這樣的重任，而你是唯一、當之無愧的人選”別爾津還告訴他、給他指派兩名助手，也就是無線電技術專家克勞森和日本人大崎，在佐爾格到達日本后，倆人將相繼回到日本與他聯系。

　　佐爾格接受任務以后，像往常一樣需要到柏林找個合適的掩護身份。還是現成的記者身份最合適，他在中國裝扮得滿像回事，而且確實贏得了優秀記者的名聲。不過，由于佐爾格在《社會學雜志》和《農業報》上所發表的文章產生的巨大影響，他這次是以熟悉遠東事務記者的聲譽回到柏林的，好幾家報紙和雜志都竟相前來與佐爾格簽訂合同。佐爾格最后選定偽是影響很大的《柏林交易所報》、《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蘭的《商業評論》四家報刊。

　　為了逃避審查，佐爾格重新申請了一張德國護照，使之從履歷看來，他是從中國，而不是途經莫斯科返回德國的。同時他還準備了一些身份證明，確保不對他過去的歷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準備就緒。佐爾格懷里揣著高級介紹信、記者證和嶄新的德國護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國港口瑟堡，從那里乘船經紐約到橫濱，于1933年秋天抵達東京。

　　當佐爾格到達東京時，那里的政治氣氛像臺風即將來臨的九月天氣一樣沉悶，暴力威脅懾人、人人自危。一年多以前，首相犬養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輕軍官的槍擊。就在他到達前兩個月，發生了一起企圖刺殺全體內閣成員的陰謀事件。 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確實是個荒誕的國家。它在理論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統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權力。因此，這個國家實際上由一個官僚機構集中掌管著權力，在重大方針政策上遵循某一軍隊所實行的路線。由于日本陸海空三軍之間存在著嫌隙，尤其是陸軍內部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因而它執行的是一條目標飄浮不定的、甚至是輕舉妄動的路線。而這個民族則出名地堅韌、尊孔和勇于自我犧牲。他們規矩禮節往往叫人看不清他們的本來面目，但他們笑容可掬、彬彬有禮也使歐美客人感到安祥自在，有賓至如歸之感。 佐爾格到達東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訪問德國大使館。新任大使還沒上任，佐爾格受到使館高級人員的熱情接待。幾個月前，希特勒政府開始執政。他剛從德國來，大家立刻圍住他，搶著向他提出種種問題，迫不急特地想了解祖國的情況。佐爾格從容不迫地回答他們的提問。他的話都很有份量，顯示出他是個有地位的消息靈通人士。初次見面就給使館官員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一見如故，談得很投契。

　　第二天，佐爾格手里持著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給外務省情報司司長天羽榮二的介紹信登門拜訪。天羽是外務省數一數二的新聞發言人，紅極一時。他每周主持一次記者招待會，只有各國駐東京的首席記者才有資格被邀請參加。與天羽會面后，佐爾格被介紹給駐東京的許多知名的日本記者和外國記者。 不久之后，東京小組的核心成員克勞森和大崎陸續來到東京。他們不定期地與佐爾格交換和分析情報。大崎當時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學是近衛的私人秘書，而近衛在內閣中是強有力的，他后來出任首相，兩次組閣。

　　佐爾格還吸收了宮木佑德作為小組的第四名成員，宮木是位善于收集情報的“藝術家”，他總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種情報。

　　佐爾格認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開始我的學者生活的話，宮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與此同時，佐爾格開始申請加入納粹黨，一年以后就得到批準。之后，他又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德國記者協會。

　　在佐爾格看來，作為一個外國人，即使像他那樣是個德國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獲取情報也是不可能的，必須從德國大使館著手。為了獲得藏在大使館保險柜里的絕密材料，必須博得大使的絕對信任。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條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險柜，而要讓保險柜自動打開，讓機密材料自動來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東京上任。在此之前，佐爾格給《每日展望》撰寫的一篇有關日本的文章在德國頗受重視，大使在柏林曾仔細地閱讀過。這位記者的博學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實、見解之深邃、論述之深刻無不給大使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獲悉，德國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據大使館的例行報告來對日本的政治狀況作出判斷，更多的倒是根據無所不曉，分析透徹精辟的佐爾格所寫的文章。于是大使便決定，在起草致柏林的報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國情的佐爾格交換資料和意見。佐爾格與使館人員的關系本來就搞得不錯，這下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更是燦若明星。 佐爾格與使館武官尤金·奧特上校的交情給他幫了大忙。佐爾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著奧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編輯的介紹信拜訪奧特。信中對佐爾格的能力大加贊賞，認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個不可多得的人。 奧特當時正為沒受到柏林的重視而發愁。他送在柏林的報告由于內容空洞、言之無物，根本不受注意，而他本人則一心想著飛黃騰達。

　　在這種情況下，佐爾格的光臨自然受到歡迎。奧特從心底里感激他的老朋友給他推薦的這位能人。由于佐爾格顯得很有教養、風趣、開朗活躍而大方，又當過兵，跟奧特一樣還上過前線，這使他倆一見如故。正像佐爾格自己說的：“這種友誼可能由于我曾經是一個德國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打過仗、負過傷。奧特作為一名年輕的軍官也參加過那次戰爭。”另外，奧特和佐爾格都屬于同一代人，那年奧特40歲剛出頭，佐爾格剛滿39歲，這又使他們的交情容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佐爾格總是特別能跟德國軍官搞好關系。他可以憑老經驗，海闊天空地談論戰爭，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損害他的秘密使命。在與奧特的交往中，佐爾格的這種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佐爾格經常給奧特提供關于日本軍事方面的有用情報，或者是關于日本形勢的精辟見解，這充實了奧特交給柏林的匯報，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幫助，奧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為武官，并從名古屋調到了東京。 奧侍在東京落戶后，佐爾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爾格與大使及使館武官的特殊關系，使得他與使館人員的交往和大使館的關系更進一層。

　　1936年初，佐爾格發現日本的政局正面臨嚴重的危機。日本軍部中的青年軍官集團勢力越來越大，他們要求有權監督生產，控制財政收支和干預政治事務，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資源用于戰爭。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讓那些無能的政客們滾下臺去。”

　　總之，軍部青年軍官集團是個極為兇惡的法西斯組織，為達到目的，他們不惜孤注一擲，以兵刃相見，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爾格一直密切注視著這一集團的行動，根據對大崎和宮木收集到的情報的分析，他得出結論：青年軍官集團正準備發動武裝政變，一切取決于2月20日國會選舉的結果。然而，對于這場迫在眉睫的叛亂，德國使館卻一無所知。

　　青年軍官起事前夕，佐爾格寫了一份分析報告，在這份報告還沒送往莫斯科之前，他決定向德國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報此事。但他們三人誰都不相信，對佐爾格提供的情報未予重視。

　　2月26日清晨，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軍官們的指揮下沖出營房，迅速地占領了東京政府所在的幾幢大樓，包括陸軍盛城市警察局和國會。與此同時，他們還襲擊了首相官邸和幾位顯貴的公館。現任首相死里逃生，而兩名前首相則死于非命。 武裝叛亂事件果真爆發！德國大使館陷于一片慌亂，一時不知如何處置，而消息靈通的佐爾格的威望則更高了。此后，大使和武官對佐爾格更是言聽計從。

　　啟動間諜網

　　按照佐爾格的打算，在東京這樣戒備森嚴的環境下獲取日本人的情報，得花幾年的時間作準備。現在一切就緒，他可以開始行動了。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調查德日兩國關系的發展狀況和日本對蘇聯的秘密意圖。他從奧特和大使那里獲悉，迄今為止，德日之間的秘密談判尚未取得任何結果。但是，談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級秘密地進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奧特無意中漏出了這樣一句話：德日之間的談判重新又開始了。佐爾格警覺地等著他說下去，但新任武官卻不再提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爾格，英國和法國大使館里也流傳著德日恢復談判的消息，并為此而感到緊張。

　　宮木從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樣的情報。

　　佐爾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這些傳聞的真實含義，自己則從德國使館方面著手。在向莫斯科發出報告之前，他開始密切觀察事態的發展。

　　一年一度的櫻花又盛開了，景色宜人的上野公園里照舊游人如梭，日本人似乎沒有發覺戰爭的烏云早已密布蒼穹。在這鳥語花香、春意盎然的大好時節里，佐爾格卻因為無法獲得德日談判的確切消息和內容而憂心仲仲。4月、5月、6月飛逝而過，其間他只收到大崎的報告：1936年4月，日本駐德國大使同德國外交部就簽訂同盟條約一事舉行過多次談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故談判困難重重。此后，無論從奧特還是從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點有關談判的消息，很可能談判對他們也是保密的。佐爾格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奧特把佐爾格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告訴他，大使和他本人從日本陸軍總參謀部得知，德日談判正在柏林進行，德國外事局根本未參加談判，談判負責人是日本駐柏林使館武官小島及德國情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奧特讓他幫忙擬一份密碼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要求提供有關談判的情報，他還讓佐爾格發誓，決不能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佐爾格同意。很快，一封軍用密碼寫成的電報便發往柏林。 柏林一時沒有答復，奧特感到很煩惱。他又讓佐爾格再發一封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終于復電了。佐爾格從那里了解到許多細節情況，但總的來說，談判仍在進行當中，結果尚不知曉。

　　一件偶然的事幫了佐爾格的忙。柏林派來了一位特別信使哈克來到東京，他是代表德國外交部和卡納里斯秘密來到東京的。

　　他給大使帶來一個秘密指令，并在日本制造氣氛，以利于達成德日同盟。 佐爾格在奧特的辦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爾格，哈克頓時容光煥發、異常興奮，張開雙臂奔向佐爾格。

　　“你好，佐爾格，還記得嗎？當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飛機飛抵日本的！”哈克緊緊握住他的手，親熱地說。

　　佐爾格也喜出望外。接著，與奧特一起，他們3人便去東京一家著名的大飯店，要了一個單間喝酒敘舊，為哈克的到來接風，并為他們的重逢表示祝賀。幾杯酒下肚，他們的話就越來越多了。哈克告訴佐爾格，他深受卡納里斯的信任，曾參與德日談判，并告訴佐爾格這次東京之行的使命。

　　談到談判的進展時，哈克一再叮嚀佐爾格：“我所講的可不能外傳，更不能見報！”他談到、談判的障礙來自日本方面，因為他們不想過早地同蘇聯人打仗。為了簽訂軍事同盟條約，使蘇聯腹背受敵，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來屬于德國、而現在被日本人占領的太平洋中一些島嶼的歸屬問題。為了達成這一協議，希特勒不得不給擬議中的軍事同盟披上“防共協定”的外衣。所謂“同世界共產主義作斗爭”，這僅僅是掩人耳目而已，實際上還是針對蘇聯。哈克還說，德國方面相信談判決不會半途而廢，他們會給協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條文。

　　這樣，在全世界知道德日兩國簽訂“防共協定”之前，蘇聯政府早就掌握其內情了。

　　1937年近衛爵出任日本首相，這對佐爾格他們是極為有利的，大崎成了近衛的密友和謀士。像大崎這樣一位有敏銳觀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正是新首相所需要的。果然，近衛上臺后組織了一個“科學協會”作為他的智囊團：特邀大崎參加，并要他擔任中國部的領導人。這樣，大崎得以直接參與國家政治事務，并可對首相直接施加影響。從此，佐爾格便可因此而獲得更多的重要機密材料。

　　不久，佐爾格從大崎那里獲得了許多重要情報，如政府同軍部政策的統一問題、軍需物資生產計劃和對華行動計劃等。根據對所獲情報的分析，佐爾格得出結論：近期內日本不會對蘇作戰，但它正準備全面進攻中國。他將這一結論報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蘆溝橋事件爆發。7月10日，日本首相近衛．陸相杉山及外相一起舉行記者招待會，佐爾格作為外國記者也參加了招待會。會上，近衛宣布日本全面對華作戰，要求新聞界支持日本的行動。這對日本來說是決定命運的一天，從那時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為止，無論是中國或是日本，都沒有一天安寧。

　　不管是日本還是歐洲的絕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中國和日本在華北的沖突仍像其它沖突一樣，無疑要犧牲中國的利益，會很快地舉行停火談判而告平息。但是，1937年夏天，中國政府卻一反常態，拒絕了日本的局部調停要求，開始增援部隊。南京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已聯合起來，共同抗日。日本一面向華北增兵。

　　一面卻聲明不想擴大戰爭。但種種跡象說明，日本將碰到一場惡戰。

　　佐爾格想知道德國對這場戰爭的態度，所以他問大使：“我們德國記者是否應支持近衛？”大使把剛從柏林發來的電報給他看。電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對中國的戰爭牽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于進攻蘇聯。關于德日同盟條約的談判一事，德國外交部宣稱，他們不打算沒有報償而白白奉送禮品，由于兩國意見不同，無法結成同盟。

　　第二天，佐爾格從大使那里知道，現在是日本向德國提出請求了。外相要求德國政府停止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陸相則堅持要德國從南京召回他的軍事參謀人員。

　　經過對來自各個方面的情報進行分析之后，佐爾格給莫斯科發送了一份密電：“日本人企圖在其他一些大國中制造假象，似乎他們打算對蘇作戰。但實際上，近期內日本不可能大規模進攻蘇聯。”

　　東京急電

　　佐爾格并沒有在大使館里白白浪費時間，現在他已成為大使和陸軍武官的非正式助手，武官奧特更是少不了佐爾格。佐爾格有意促成奧特的升遷，使他官運亨通，這樣他才能控制德國駐日本大使館。

　　1938年3月柏林來電，提升尤金·奧特為少將，并任命他為德國駐東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倫敦。奧特終于如愿以償，他緊緊地握住佐爾格的手表示感謝。此后，佐爾格就公開在大使館辦公。大使的保險箱終于對他敞開了。現在，他可以一連幾小時地研究第三帝國的絕密材料，有時干脆把材料帶回自己辦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險箱里。

　　1939年初歐戰爆發后，佐爾格與德國使館第一次正式發生聯系，他負責把柏林發來的官方電訊稿編成新聞簡報。佐爾格說：“我的第一件事是把來電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挑選較重要的新聞給使館高級人員過目；然后著手編新聞摘要，發給僑居日本的德國人。”此外，他還編新聞通報，分發給日本的報刊。他的正式辦公室設在使館的二樓，緊挨著德國新聞社的監聽室。佐爾格因干這份差事而定期從使館獲取報酬，但他不愿在使館的編制之內，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爾格終于加入了納粹黨記者協會，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記者的身份入會的。在此之前，他還應德國《法蘭克福日報》之邀，正式成為該報駐東京的特派記者。他的忠實的納粹黨記者形象終于塑成。接著，他還被任命為納粹黨日本地區的負責人。

　　當時，歐洲處于戰爭的密云之中，納粹德國已占領了波蘭和法國。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經過幾星期的談判后已在東京簽署。蘇聯處在腹背受敵的恐懼之中。 佐爾格知道，雖然三國軍事同盟條約中沒有提到締約國同蘇聯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這幾個國家不發動對蘇戰爭。

　　佐爾格及時研究和分析了希特勒所采用的手法：秘密備戰、聲東擊西、突然襲擊等等。在計劃進攻波蘭時是這樣，在侵占法國前也是這樣。現在大家都知道德國準備大舉入侵英國，而關于蘇聯則無聲無息。很可能希特勒又在玩弄花招，進攻英國只是一個幌子，一種戰略上的偽裝。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佐爾格直接問大使，但奧特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他對希特勒是絕對相信的。 這時從柏林來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經莫斯科到達日本的。佐爾格隨便問了一句：“蘇聯人對德國向西擴張有什么反應？”信使聳了聳肩說道：“管他有什么反應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會議上確定了消滅蘇聯有生力量的計劃！”佐爾格的每一根神經都震動了。

　　1940年11月18日，佐爾格首次向莫斯科發出警報：希特勒準備發動對蘇戰爭！

　　莫斯科馬上回電，要他們提供確鑿的證據，僅根據信使的話是不足信的。

　　佐爾格盡一切可能搜集情報，并對它細加分析。這時，佐爾格與大使館的關系充分地派上了用場，各種情報源源不斷地從柏林發來。佐爾格終于發現，原來德國預定進攻英國的師團都是虛假的，而且3個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團軍秘密調到東線蘇聯邊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爾格又發出如下密電：“在蘇聯邊境地區已集結了80個德國師。德國打算沿哈爾科夫——莫斯科——列寧格勒一線挺進，企圖占領蘇聯！”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爾格的密電：“德國已集中了9個集團軍共150個師，以進攻蘇聯。”

　　接下來的兩個月間，德國信使及柏林國防部的警衛人員川流不息地從歐洲來到駐東京的德國使館，開始僅是順便提到，繼而則頻頻談論德國部隊從西線向蘇聯邊境的移動，還報道德國東線防御工事已經完成等等。風聲日緊，佐爾格煞費苦心地捕捉德國可能入侵蘇聯的任何一點跡象，無線電技術專家克勞森則一個接一個地向莫斯科發報。 與此同時，日本特種部隊的報務員們越來越頻繁地截獲到一個身份不明的密電碼，但一時還無法破譯出來。安裝著無線電測向儀的汽車到處巡回搜索，整個東京的反間諜機關都投入了行動。

　　大使也曾對佐爾格提過，日本反間諜機關頭子曾到使館拜訪過他。奧特說，這些日本人因為東京有一個外國間諜網而惶惶不安。佐爾格深知，如此頻繁地向莫斯科發報，會加速暴露自己的組織，自己也處于危險之中。但是他認為，個人的生命同千百萬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現在時間已經不多了，必須加快行動……早在這場戰爭爆發前3個月，在與大崎的熱烈辯論中，佐爾格就指出了這場戰爭的危險。大崎說：“如果德國需要蘇聯高加索的石油、烏克蘭的糧食，那么蘇聯可能會作出經濟上的讓步，以求免于一戰。”佐爾格回答說：“如果德國提出這種要求，蘇聯當然會屈服。但我所擔心的是德國根本不提這類要求，而是進行突然襲擊。”他強調存在著爆發蘇德戰爭的極大的可能性。

　　5月下旬，德國國防部特使抵達東京。經過與特使談話，佐爾格發現德國對蘇戰爭已成定局。德國決心占領烏克蘭糧倉，利用一、二百萬蘇聯戰俘，以彌補德國勞動力的短缺。希特勒確信，襲擊蘇聯，現在恰是時候，因為對英戰爭一旦爆發，便無法迫使德國人打蘇聯，只有進攻蘇聯，才能消除東線的威脅。 幾天后，德國總參謀部另派了一位軍官來到東京，他帶來了給東京大使的絕密指示：“有關德蘇戰爭應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確定，一切已準備就緒。德國將在6月下旬發起進攻。德軍170到190個師已聚集在東線。一下最后通牒，立即進攻。紅軍將崩潰，蘇維埃政權將在2個月內瓦解。”接著，德國外交部的有關電報也到來。

　　5月30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如下電報：“德國將于6月下旬進攻蘇聯，這是確鑿無疑的。所有駐日德國空軍技術人員已奉命飛返德國。”

　　發出電報后佐爾格回到自己的寓所，這時已是東方欲曉了。

　　在寓所門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來寓所找他是違反秘密工作規定的，一定是有什么緊急情況。大崎臉色蒼白地告訴他：希特勒親自接見了日本駐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國將不宣而戰地進攻蘇聯。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遠東地區向蘇聯發起進攻。對此日本大使宣稱，在同本國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諾。

　　佐爾格連寓所的門都沒進，立即跳上車，掉頭駛向克勞森的寓所急促地對他說：“快發報，快發報……戰爭將于1941年6月22日爆發！”

　　急電發出后，佐爾格及其戰友們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復電，盼望蘇聯政府在外交上、軍事上作出相應的反應。他們全都明白這個情報的重要性，然而他們什么答復也沒得到，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答復。佐爾格百思不得其解。

　　6月1日，5日，10日……日復一日。奧特興致勃勃地研究著拿破侖在俄國進軍的路線，同時沾沾自喜地揣摸著他的元首將如何向莫斯科挺進。在蘇聯西部邊境，早已縻集著的德軍機械化部隊正躍躍欲試……然而，莫斯科中央卻始終杳無音信。

　　佐爾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以嘶啞的聲音口授克勞森立即發出如下的電文：“再次重復：170個師組成的德國9個集團軍將于6月22日不宣而戰，向邊境發動進攻”。

　　莫斯科終于給他們拍來了一個無線電報表示感謝。這是很不尋常的。但電文中并未提及蘇聯政府的反應，這令佐爾格感到不甚滿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宣而戰，悍然發動對蘇戰爭。全世界陷于震驚之中。

　　佐爾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電文：“值此困難之際，謹向你們表示我們最良好的祝愿。我們全體人員將在這里堅持完成我們的任務。”

　　毫無疑問，佐爾格就德國襲擊蘇聯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組作出的最大貢獻，它可能挽救了整個蘇聯的命運。

　　事實終于證明，他們冒春風險進行的活動是值得的。他們所提供的無比準確和意義重大的情報是諜報史上的杰作，令人嘆為觀止。

　　最后的使命

　　蘇德戰爭爆發之后，蘇聯陷于兩難處境，一方面他們要抵御德國法西斯的瘋狂進攻，同時又擔心日本在遠東地區發動對蘇戰爭，導致腹背受敵的局面。

　　1941年6月23日，即德國入侵蘇聯的第二天，德國使館高級官員舉行談話，奧特將軍指示在日本的全體德國軍官集中力量向日本當局施加壓力，促使日本進攻蘇聯。德國武官甚至還為此制定了日本進軍西伯利亞和海參崴的作戰計劃。日本方面對此的反應不一。盡管外相松岡4月份訪問莫斯科時與蘇聯簽署了日蘇中立協定，但他不只一次地向德國保證，一旦德蘇開戰，日本不能信守中立，它仍將襲擊蘇聯。日本軍方則認為，日本可能在一兩個月內與蘇聯交戰。大崎從對政府內部情報的分析中得出的結論是：這決不可能發生，因為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南方。但又補充說，這似乎取決于蘇德戰爭的結果，即斯大林政府什么時候垮臺。

　　莫斯科陷入極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們電告佐爾格：“告訴我們日本政府做出的有關我們國家和德蘇戰爭的決定，日本軍方因蘇德戰爭而進行動員，并調遣部隊到大陸的資料，以及有關日本軍隊向我們邊界移動的情況。” 接著，佐爾格圍繞這些問題所搜集的材料，將作為典范載入間諜史冊。

　　在此之前的3個月里，佐爾格和大崎一連好幾個星期專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軍事部署，他們就已收集到的日本軍隊的作戰狀態、軍隊的數目、駐扎地點。師長及主要軍官姓名等情報逐條加以核實，勾畫出一張草圖，由“藝術家”宮木描繪制成。在這張草圖的基礎上，他們還著手進一步收集和修正情報。

　　佐爾格根據已掌握的情報和近來的形勢分析得出結論：日本軍隊已進入完全作戰狀態，但向北方進攻的意圖不明顯。

　　與此同時，日本軍隊則擺出另一副架勢。7月2日，日本政府和軍隊舉行御前會議，天皇參加并批準了重要政策決定。陸海軍制定了新作戰計劃，制定了北方前線與西伯利亞邊境以及華南前線與太平洋的作戰部署。會議通過了重要決議：日本將爭取支那事件的圓滿解決，但同時準備，一旦北方或南方發生緊急情況則將進行普遍動員，以便向不論哪個方向調遣軍隊。

　　會議后一周，奧特收到日本政府有關會議決策的扼要報告。

　　大使把這一聲明解釋為日本的真實意圖是在北方進行動員，他們將在北方增兵，進攻西伯利亞，而在南方持守勢。大崎則告訴佐爾格；近衛首相的看法是，日本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開交。由于他對正在進行的日美談判究竟會產生什么結果還未摸底，因此不愿與蘇聯交戰。佐爾格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將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蘇聯進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發動進攻是無疑的。佐爾格將此看法電告了莫斯科。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一個大規模的普遍動員計劃開始了。佐爾格、大崎和莫斯科都憂心如焚，擔心日本政府會把如此大規模的動員作為既成事實而加以接受，而動員本身則可能導致對蘇戰爭。他們關心的重要問題是：各師動員起來后，準備開往何地？

　　他們各自加緊執行自己的主要任務。大崎計劃制作一張包羅萬象的圖表、摸清調往東北的部隊的數目，以及日本為進攻蘇聯在滿洲進行準備的狀況和規模。動員計劃的細節由宮木提供，他可以從他軍隊里的情報員那里搜集到材料。佐爾格則負責從德國使館搞情報。

　　大崎的第一批報告未免有點讓人感到緊張：“不難證實，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調兵，但我無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

　　接著，他便前往中國東北實地調查去了。來自宮木的報告也支持這種看法：“應征入伍者組成若干小組，有的人發冬裝，有的人則發夏裝，然后把他們分派到已經建制的部隊。”接著，來自大崎和宮木的報告又補充說：“因為美日關系進一步復雜化，部隊大部分將開往華南。”

　　佐爾格日夜苦思，勾畫出了總部署的輪廓。動貝分三個階段進行，總共為兩個月的時間，第一階段為15天，計劃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萬人，7月底以前軍隊征用100萬噸商船運輸。佐爾格還注意到，動員進展緩慢，根本不能按計劃完成。

　　盡管有柏林方面不斷施加的壓力和德國軍官對日本人施加的影響，經過與土肥原、岡村兩位將軍的談話后奧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進攻非得等到紅軍潰敗到日本進攻有絕對把握的時候，否則，他們決不乏舉妄動，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匱乏，不能參加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除非確信能夠速戰速決，否則決不發動對蘇戰爭。奧特還說，日本認為蘇聯能維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在東京召開會議，討論對蘇作戰問題。會議決定當年不向蘇聯宣戰，但有以下保留：陸軍在下面兩個條件得到滿足時便開始作戰：1、關東軍力量超過紅軍3倍時；2、有明顯跡象說明西伯利亞軍隊內部瓦解時。

　　大崎把這個情況向佐爾格作了匯報。佐爾格亦將此情況電告了莫斯科。

　　佐爾格為了分析戰爭而鉆研日本政策、計劃，其詳盡無遺和準確無誤，真可謂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工左右的好友，下至宮木的軍人關系，以及他本人與德國大使館高級官員的談話，凡是他搜集到的情報都要相互驗證，對從7月2日御前會議到8月20至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會議不斷透露出的高級決策，他都要全面考慮，仔細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認真細致，堪稱諜報活動的楷模。

　　從春季以來，由于遠東和平與戰爭的局勢變幻莫測，佐爾格的工作更顯得格外謹慎，這是他長期諜報經驗的結果。

　　大崎終于完成了小組的調查任務，從中國東北回來。佐爾格對他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

　　佐爾格以日本春秋兩次動員的調查和大崎調查報告作基礎，結合日本的資源、生產、經濟結構、國家財政收支和軍事力量等大量數據和材料的分析，從中得出結論：日本無力進行長期的戰爭，不可能同時多面出擊。

　　9月6日他致電莫斯科：“只要遠東紅軍保持一定的戰斗力，那么日本就不會發動進攻。”

　　之后他又從探討日本與美國以及日本在南方、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入手，加緊研究日本的意圖。

　　1941年10月4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最后一封、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封電報：“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日本將在下幾周內向美國開戰。”

　　莫斯科很快復電，對他們的工作感到非常滿意，并宣布：佐爾格及其東京小組的使命已告完成。 佐爾格和他的戰友們感到無比的激動和欣慰。

　　接著，蘇聯遠東地區的步兵和坦克部隊用軍用列車一列接著一列日夜不停地調往西部西線去保衛莫斯科。蘇聯最高統帥部下令從東部轉移11個步兵師和坦克師。這一舉動涉及25萬人。

　　幸虧有佐爾格提供的情報，這些部隊才能增援莫斯科，使蘇聯乃至全世界幸免于納粹德國的長期蹂躪。

　　余生歲月

　　就在佐爾格他們緊張地收集情報的時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課的成員們也在加緊搜捕活躍在東京的最大間諜網的活動。宮木和大崎先后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爾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勞森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為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關人員35人。奧特的大使職位被撤消，并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對佐爾格進行法西斯式的審訊。佐爾格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和嚴刑拷打。1944年11月7日他與大崎一起以叛國罪被秘密處死，終年49歲。

　　戰后，美國接管日本時為揭開佐爾格之謎，而掀起了一股運動，其中還涉及史沫萊特等人。大崎幸存的朋友們則發起成立了一個組織，為大崎洗清罪名而四處奔波。

　　克勞森被釋放后，經海參崴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來成為一家企業的管理人員，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

　　沉默了20年后，1964年莫斯科當局公開了佐爾格的秘密，并于佐爾格逝世的忌日追認他為蘇聯的最高英雄。蘇聯報刊發表了許多文章，頌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出的貢獻。莫斯科一條大街、蘇聯的一艘油輪分別以佐爾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蘇聯為紀念佐爾格發行了一枚面值為4戈比的紀念郵票。郵票的紅色背景襯托著一枚蘇聯英雄勛章和佐爾格的肖像。

　　佐爾格成了蘇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業績被人們以傳奇的方式久久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