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幸存的奧托·弗蘭克回到解放了的阿姆斯特丹，他的助手把安妮的日記交給了他。奧托讀著女兒的日記，不禁老淚縱橫。女兒的音容笑貌清楚地浮現在他的腦海里。過去，他太忽視她了，日記就放在他的公文包里，他卻從沒想到去讀讀它，沒想到去理解女兒豐富復雜而純潔無瑕的內心世界。如今卻是物在人亡！他讀了一遍又一遍，后來忍不住抄了一些給母親和一位密友。沒想到這位密友把它推薦給了一位現代史教授。

　　教授立即意識到了它的價值，在報上撰文推薦和評論它。在朋友們的催促下，也依照安妮本人的遺愿——她在日記中表示了希望有機會出版日記的愿望，在朋友的幫助下，題名為《附屬樓——安妮·弗蘭克日記》終于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不久，英文、日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文版也相繼出版。各國讀者反響熱烈，人們給奧托寫來了信，寄來各種各樣的小禮品，在安妮生日時送來許多鮮花。

　　奧托不得不歇業在家，專門處理各地來信。這些信中，有的對奧托表示同情與慰問，有的對安妮不幸早逝表示悲傷，更多的人表示了他們對納粹分子和法西斯主義者制造種族迫害，造成像安妮這樣的小姑娘芳華早謝的憤怒與譴責。最引人注目的反應來自德國。德國是制造這場人類悲劇的罪魁禍首，戰后幾年中，德國政府試圖教育國民認識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罪惡本質，卻總是收效甚微。

　　然而，這次，安妮的日記卻使他們大大震動了，他們從中看到了自己過去所犯下的罪行。當根據安妮的日記改編的劇本《安妮·弗蘭克》在德國眾多城市上演后，德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與反省之中。

　　一位評論家說：“《安妮·弗蘭克》一劇之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它使觀眾理解了歷史。我們觀看這出戲就像觀看一份用最謙卑而可憐的措辭寫的控訴書，控訴那些人喪失人性。沒有人因我們是德國人而譴責我們，我們自己譴責自己。”一位過去的納粹黨員來信說：“我曾是一個忠實的納粹黨員，但直到那天夜里看這出戲前一直不知道納粹意味著什么。”安妮被埋葬在貝爾森集中營的萬人坑。

　　這里每天都有人前來舉行悼念活動。一位１７歲的中學生的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安妮如此可悲地結束她的生命時，年齡比我們都小。

　　她之所以死去，是因為有人決定滅絕她的種族。決不能讓我們的人民中再出現這種非人道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