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是司馬懿在魏武帝時期人生規劃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筆了——扶助曹丕成為太子。《晉書》中載：“魏國既建，(司馬懿)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儒家學說里講：“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達而先選人。”司馬懿為了擺脫處于中層官僚的命運，直接在曹丕身上痛下苦功，只要將在奪嫡之爭中處于劣勢的曹丕推上太子寶座，他就可以成為輔佐元勛而進入魏國最高統治階層。于是，他想了種種策略，挫敗了曹丕的政敵——曹植一黨的攻擊，終于使曹丕登上了太子之位。而這一步棋的成功，直接影響了司馬懿的一生，從此，他逐漸邁進了魏國的最高統治階層。

　　這一時期，從初入丞相府時的29歲算起，到魏武帝逝世時滿40歲為止，為了一躍而起、一飛沖天，司馬懿整整耗去了11年的時間。

　　在這11年里，司馬懿的人生規劃完全遵循儒家立身處世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司馬懿牢牢把握住了儒家之道的核心環節——修身。只有修身功夫做得實、做得好，治國平天下的大志才不會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修身”這一課題，在司馬懿看來，又可具體為“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八個字，也就是識時務：根據時勢的需要，密切聯系實際情況，以治國平天下之大志為導向，扎實鍛煉自身各方面的能力，隨時準備接受命運的考驗與挑戰。他最高明的一點就是——在什么時候、什么環境下需要突出自己哪一方面的能力以脫穎而出，他一向算計得十分精確。所以，司馬懿能在魏武帝時期悄然無聲而又不可遏制地崛起。

　　他的平步青云，也真正印汪了《荀子》里那段名言：“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魏文帝時期

　　到了魏文帝曹丕時期，司馬懿才真正迎來了他順風順水的人生階段。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漢丞相、魏王曹操于洛陽病逝。當時，魏王府外有前來奪權的曹彰問罪之師，內有諸路兵馬暴亂之跡，而漢室遺臣們也有蠢蠢欲動之相。史載：“及魏武薨于洛陽，朝野危懼。”司馬懿在這個時候毅然挺身而出，“綱紀喪事，內外肅然”，用自己的卓異才識鎮住了岌岌可危的時局，穩定了人心，并說服漢獻帝正式冊立曹丕為丞相、魏王。

　　司馬懿這初顯身手之舉，進一步贏得了曹丕 的信任和重用。所以曹丕一立為魏王，就立即封他為河津亭侯，并轉任丞相長史，成為魏王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這時，司馬懿已消除了魏武帝時處處受到壓制的威脅，可以大顯身手。他先是策劃了以魏代漢受禪的“大略”，后又為魏文帝南征而“留守許昌，內鎮百姓，外供軍資”，并被魏文帝稱為蕭何之材。魏文帝病重時，仍不忘封他和曹真、陳群為顧命輔政大臣，并詔告太子曹睿：“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顯而易見，司馬懿已躋身于曹魏政權最高決策者的行列。

　　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司馬懿這段時期的人生規劃：

　　首先，曹丕能當太子、魏帝，出力最多、功勞最大的應數司馬懿(史書上雖沒有清楚地描繪司馬懿的種種謀略，但更顯出了他的“陰”和“深”)。而曹丕本人對司馬懿亦是非常感激，所以司馬懿用不著再畏懼君主的猜忌了。加之，曹丕給了他寬松的發展環境和廣闊的歷史舞臺，這對他成大器、勝大任是一種極佳的鋪墊。

　　但曹丕一向喜歡耀武揚威、好大喜功，自己并無軍事才能，卻愛征戰殺伐。于是，在武事方面，司馬懿不敢暴露自己的真才實學，任由這個虛榮心極強的君主去大出風頭。他卻埋下頭來，扎扎實實擔負起了丞相的重任，在文政方面做到了有所建樹。這時候的司馬懿不鋒芒畢露，顯得有些低調，是有原因的：雖說曹丕對他極為信任，但在軍事大政方面，他還是偏向于倚重自己的曹氏宗親。而司馬懿也沒有必要急于顯出掌握兵權的意圖——“先安內，后取外”，畢竟丞相之職對司馬懿而言，亦可算是個不錯的平臺。

　　司馬懿立身行事的特長，這時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目光遠大，計謀深沉，遇事主動，辦事縝密，滴水不漏，毫無瑕疵。所以，他能在曹丕時期穩打穩扎地真正崛起，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曹丕死時，司馬懿47歲。在曹丕為帝的這7年里，他迎來了嶄露頭角的輝煌時期，但他的舞臺還不夠廣闊，他只能默默地在后方夯實著魏室的基業。他不甘于隱在幕后，他準備著走上歷史前臺大展身手。而這一機遇很快就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