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每年平均要發(fā)生18次7級以上大地震，但像汶川大地震那樣慘烈的則很罕見。同樣罕見的是，在地震發(fā)生的當天，中國地震局就成了悲痛的人們的泄憤對象，雖經(jīng)一個月的科普、辯解、澄清，對其無能、失職、瞞報的指責仍不絕于耳。另一方面，眾多自稱能準確預測地震、乃至早已預測出汶川大地震的退休科研人員和民間人士也紛紛亮相，控訴地震局對他們的打壓，不僅受到許多公眾的熱捧，而且國內(nèi)時評家和海外異議媒體也跟著炒作，將它做為批評當局的一個政治武器。

　　在其他地震頻發(fā)的國家，例如日本、美國，就見不到這樣的怪像。

　　在那里，一次大地震之后，似乎并無人想到要去追究政府部門、科研機構的漏報責任，因為他們的公眾雖然有地震預測的需求，卻也知道科學目前無法做到準確預測地震（指精確預測出地震發(fā)生的時間、地點、強度，從而發(fā)出臨震預報、疏散通知）。那么偽科學就會來爭奪市場。“里氏震級”的發(fā)明人里克特曾經(jīng)講過一段名言：“記者和一般公眾沖向任何有關地震預測的建議，就像豬沖向滿槽的豬食……地震預測為業(yè)余人士、狂人和欺世盜名的騙子提供了一個狩獵樂土。”中國從事這一狩獵的人數(shù)之多，算得上世界第一。所以，有意思然而不那么有趣的問題是：為什么中國公眾普遍相信地震能被也應該被準確預測？為什么中國有如此多的地震預測“大師”？

　　中國的地震預測曾經(jīng)是一大政治任務，由周恩來總理親自領導。

　　在1966年邢臺地震之后，周總理不僅給地震預測工作定了性——“地震是可以預報的”，而且也指明了方向——“用毛主席的哲學思想”，走群眾路線，“因為真正有本事是群眾，其次是專家”（周恩來《加強地震科學研究》）。于是中國的地震預測不再是單純的科研，而是政治運動、群眾運動。1975年海城地震據(jù)稱預報成功，一度被夸大為未死一人（實際上死了一千多人），被宣傳為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補拍的群眾疏散場面?zhèn)�個喜氣洋洋，仿佛不是在逃生，而是去趕集。地震能夠通過“群策群防”成功預測的信念從此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人們不知道海城地震預報只是眾多誤報中的一個偶然例子，即使次年唐山大地震的悲劇也無法動搖中國已掌握地震預測技術的信念，反而要怪罪為地震局的失職和打壓人才。

　　當時國際上也在尋找預測地震的方法，在經(jīng)過多次失敗之后，當前國際地震學界的主流觀點是，根據(jù)現(xiàn)有的知識無法預測地震，有一派甚至認為地震在本質(zhì)上就無法預測。美國地質(zhì)調(diào)查局明確表示他們不預測地震，在可預見的將來人類也不會知道如何預測地震。但是中國地震局繼承了文革時代的遺產(chǎn)。當年政治家定下的基調(diào)似乎無可置疑。幾乎沒有哪個中國地震專家敢于公開否認地震可以預測，最多只是承認很難預測。在汶川地震之前，中國地震局樂于高調(diào)宣傳我國地震預測預報水平保持世界領先，先后對20余次中強以上地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臨預測預報。汶川大地震之后地震局才來強調(diào)地震預測的難度，那么人們以地震局以前的宣傳資料反過來指責地震局的失職，也在情理之中。

　　中國納稅人養(yǎng)著世界上最龐大的一支研究地震預測的隊伍，他們發(fā)表了無數(shù)預測地震的論文、遞交了無數(shù)地震預報材料，把各種可能性都預測了個遍，甚至年年發(fā)預報，所以每次大地震之后回頭去找，總能發(fā)現(xiàn)有人曾經(jīng)“不同程度”預測到了——當然，每次預測到的人都不同，而預測的“程度”實際上也是模棱兩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采用的是偽科學方法，例如中國地震局某個研究所的前所長竟是根據(jù)“古人穴位論和經(jīng)絡學說”來預測地震，意圖給地球把脈。中國地震局還專設“老專家預報專項基金”資助那些搞偽科學研究的退休人員，給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臨預測預報的群眾頒發(fā)獎金。地震局的理由是地震預測還是個難題，所以要鼓勵各種各樣的探索，于是連偽科學、迷信也被寬容。這也是國際地震學界絕無僅有的怪像。這些退休人員還要指責中國地震局打壓他們，可謂恩將仇報了。

　　這些自稱能預測地震的退休人員以及相當一部分民間人士乃是歷史的遺物，是文革時代鄙視專家、權威，搞“群策群防”、“土法上馬”，以及文革剛結束時號召全民“攻關”，發(fā)動群眾“向科學進軍”的產(chǎn)物。特殊的歷史時期造就了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偽科學狂人，他們不僅熱衷于預測地震，也熱衷于預測其他天災、制造永動機、推翻相對論、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總之，熱衷從事一切與主流科學對立或主流科學無法做到的重大“科學發(fā)現(xiàn)”。他們不相信科學研究具有高度的專業(yè)性，而是相信只要“悟道”，就可找到解決難題的捷徑。

　　于是，在他們看來，不必采用尖端儀器深入細致地研究地震機理，甚至不必做任何野外勘探工作，只要發(fā)現(xiàn)了竅門，用簡單的“地震預測術”就能讓自己成為“預測大師”，坐在家中就可以預測世界各地的地震。

　　這一現(xiàn)象也夾雜了民族主義的因素。在他們看來，既然“西方科學”對地震預測無能為力，那么就給“東方科學”的興起帶來了契機。

　　因此他們的地震預測術極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色，易經(jīng)、太極、天象、穴位等等都派上了用場，而他們的批評者則被視為“科學主義”、“崇洋媚外”、“西方科學的代理人”，乃至被罵為“漢奸”、“美國走狗”。

　　這一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也是由于它能迎合許多中國人的僥幸心理。如果真有“大師”能夠準確預測地震，那么等著臨震時逃生就是了，平時用不著費心費力費錢預防地震了，這是多么美妙的事。但是，把賭注壓在地震預測而不是預防上，幾乎總是會輸?shù)模�成本似乎很低，代價卻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