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早期具有民主思想的先進人物，戊戌政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魯迅評說他“是公車上書的頭兒，戊戌政變的主角。” 人物檔案

　　姓 名：康有為

　　生卒年：1858 年～1927 年

　　出生地：廣東南海

　　身 份：維新活動家

　　時代背景

　　甲午中日戰爭后，晚清政府的腐朽更加暴露無遺，列強再次掀起在華瓜分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一些仁人志士紛紛發起救亡圖存的運動。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以期求得清王朝的統治“萬世長存”；孫中山海外領導革命運動，希望徹底改變中國的政體結構，尋求新的發展。此時，在北京也形成一股維新勢力。他們以資產階級新學批判封建主義舊學，以“民權”學說抨擊封建君主專制。一時間，變法思想風靡全國，維新運動在全國形成一股頗有聲勢的社會潮流，并逐漸形成了以康有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政治力量。他們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達到救亡圖存、發展資本主義的目的，在中國掀起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次高潮。

　　生平紀事

　　康有為，原名康祖詒，字廣廈，號長素，1858年3月19日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府南海縣銀糖鄉(現改為銀河鄉)。康有為出身于一個世代簪纓之家。叔祖懿修，任七縣團練。叔祖國器，是左宗棠湘軍的重要將領，與太平軍作戰，輾轉江西、廣東、浙江等省，官至廣西巡撫，歸鄉后建澹如樓，藏書萬余卷。祖父贊修為連州訓導。父親達初曾任候補知縣。康有為11歲時，父親去世，即隨祖父讀書，深受程朱理學的熏陶。年輕時在澹如樓讀書，翻閱廣泛，打下了深厚的文學根底。

　　1876年，康有為師從朱次琦。朱次琦是廣東著名學者，重視程朱理學，兼采陸（九淵）、王（守仁）學說，又重視史學研究，探求歷史沿革。康有為從師三年，思想受其很大影響。在學習時，他愛獨立思考，時發己見。學習期間，便以經營天下為己任，有很大的政治抱負。但漸漸地，他又厭倦了”日埋故紙堆中，汩沒靈明“的治經生活，于是放棄考據之學，注重經世致用之道。

　　1 8 7 8 年，康有為前往西樵山白云洞，坐禪兩年。在景色秀麗的環境中，他參悟佛理，探求人生道路。在此期間，遇到京師回鄉的翰林院編修張鼎華，與之會晤長談，了解到京城風氣和早期維新派的政論，極感興趣。1879 年，康有為接觸到《西國近事匯編》和《環游地球新錄》這兩本書。通過閱讀，萌發出“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的歷史反思。于是他購買了大量世界地圖和一些西書譯本進行研讀。1882 年，康有為途經上海，更覺“西人治術有本“。他大購西書，訂閱《萬國公報》，開始了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艱苦歷程。中法戰爭爆發后，康有為回鄉避難，親身體驗到了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囂張勢頭。中法戰爭中中國不敗而敗。個人的前途，國家的危亡，民族的恥辱，人民的苦難，都交織在他的思緒之中，他的心頭開始升騰起一種強烈的民族憂患感和歷史責任：拯救民族危機，抵御外來侵略，學習西方長處，實行維新改革。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府鄉試，趁機寫下五千言的《上皇帝書》，痛陳外夷相逼的險狀，希望清政府實行改革。因為這封上書言辭十分激烈，所以沒有一個大臣敢把它遞送給光緒皇帝。但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吸引了無數關心國家命運的人們，上書被廣為傳抄。一時間康有為名噪京師。康有為的上書深深刺痛了封建頑固派，他們原已把康有為錄取為第三名，當主考官得知他上書后，便把他的名字勾銷了。康有為并不氣餒，他更清醒地認識到：一場偉大深刻的社會變革必須有思想理論做先導。1894年至1895年，康有為表面不談政治，實際上轉向維新運動骨干的培養和變法理論體系的建立。

　　直接批評君主專制制度無人理睬，他便從學術上向舊思想挑戰。1891 年，康有為在萬木草堂開始講學。他要把他的學生引導到維新變法的軌轍上來。梁啟超、韓文舉、徐勤等人先后入學，后來均成為維新運動的健將，走向全國各地宣傳變法思想。

　　康有為通過講學，與學生一道研究變法理論。被稱為戊戌變法思想“大颶風”和“火山噴頭”的兩部理論著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在這時期寫成的。這是康有為思想發展的一個關鍵階段。在康有為的筆下，孔子已不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孔子了，而是托古改制的”制法之王“。

　　康有為撰寫歷史著作完全是為改革政治服務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歷史考證方面的著作，實際上是戊戌變法的理論著作。 1898 年，他又向皇帝呈上一部《白本政變考》。這是一部講日本明治維新變法的史書，上呈給皇帝，其目的就是要中國仿日本明治維新，采納西政，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要從政治制度上改變才算變法，這便和洋務派的小變區別開來了。 1895 年，甲午中日戰爭后，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康有為大為震怒，領導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運動。聲名更加響亮。這次會試康有為中了進土，授工部主事。這時，康有為的志趣已不在功名上，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維新變法的社會活動中，并逐步成為維新運動的領袖。上書策動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是他繼續不遺余力做的事情。從1 8 8 8 年至 1898年，康有為先后7次上書，設計了一個以君主立憲為主體的救國方案，反復申述和論證了他的政治主張。就在”公車上書“的同月，他又再次上書光緒帝，提出以”富國“、 ”養民“、”教士“、”練兵“為自強雪恥之策。1897 年11 月，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掀起了列強在中國強迫割地和租借勢力范圍的狂潮。康有為聞訊，立即趕赴北京，在當年12 月和次年1 月、2 月連續3 次向光緒帝上書，再次強調變法維新、救亡圖存已刻不容緩。這次上書到達光緒帝手中，引起皇帝的重視，上書被抄送慈禧、軍機處和各省督撫。從此維新派開始取得光緒帝的支持。一個月后，康有為又第四次上書光緒帝，首次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這是他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表露。且這次上書言辭和內容最為激進，字里行間，跳動著那顆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此書當時未到光緒帝手中，但它內容警切，北京的士大夫們輾轉傳抄，津、滬等地報紙將其公開發表，廣為流傳。

　　康有為的第六次上書，即著名的《應詔統籌全局折》，從事物發展規律的高度論述變法的必要，從而得出”變法而強，守舊而亡“的結論，提出”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開制度局于宮中“、”設待詔所許開下人上書“三大急務。這是康有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變法具體步驟。不久，他又第七次向皇帝上書，著重論述俄國彼得大帝如何學習西方、改革弊政的史事，以供光緒帝借鑒。這些上書連同他呈遞的《俄大彼得變法考》、《日本明治變政考》等著述，對促使光緒帝下定變法決心起了很大作用。康有為希望得到光緒帝的支持，實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同時，也把目光投向社會。他奔波各地，宣講時勢，創辦報紙，組織學會，以團結維新志士，造就維新人才。在這方面，他顯示出極大的熱心和非凡的活動能力。僅1895年下半年，康有為就領導、創建了強學會，辦起《中外紀聞》等維新刊物。第二年初，上海又有《強學報》。各地維新組織和報刊的創辦，也多有康有為的支持。1897 年，德國強占膠州灣事件發生后，康有為入京組織起諸多學會。特別是在1898 年4 月，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組織起強國會。社會上維新運動的聲勢和規模不斷擴大，這對光緒帝實行變法也是有力的推動。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采納了康有為的建議，下詔變法，一直到 9 月21 日，史稱“百日維新”。在百日維新中，康有為充當了政治改革方案的總設計師。光緒帝發布的一系列新政，基本上是根據康有為等維新人士的建議頒行的，其內容涉到政治、軍事、經濟、文教等各方面。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發展，維新派與守舊派之間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起來，雙方明爭暗斗越來越嚴重。9月21 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絞殺了新政。康有為逃亡國外，戊戌變法以失敗而告終。

　　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在十六年間周游列國，轉徙于日本、加拿大、美國、英國，尋找救國救民的方案。1900 年，唐才常在上海發起國會，組建”自立軍“，準備發動起義。康有為積極參與其事，以籌餉購械為己任，旨在“勤王救上”，以救中國。1913 年，康有為回國，在上海當上了孔教會會長，創辦《不忍》雜志，提倡以孔教為國教。1917年到北京，為張勛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帝制而活動。1919 年的五四運動中，他致電尤養毅，要求日本政府從山東撤軍，歸還青島。1922 年7 月，他怒斥湖南省長趙恒惕分裂國家的所謂“聯省自治論”。然而，迷信皇帝的康有為思想漸趨保守，在海外與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展開了論戰。盡管在日益興盛的革命浪潮面前，康有為的思想行為已失去往日風采，但從流亡異域到返回國內，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康有為心里仍始終依戀著自己的祖國。 1927年3月31日，康有為與世長辭，終年70 歲。

　　生活剪影

　　在康有為的一生中，其領導的“公車上書”曾掀起了中國近代請愿上書的第一次高潮，成為近代最具影響力的一個壯舉，并促使光緒帝下定決心，變法圖強。但此后不久的戊戌政變，在很大程度上又暴露了維新派的局限性。

　　公車上書

　　1895 年4 月，甲午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一個71歲的老人，中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東渡日本，作為清政府的特命全權大使，與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很快傳到北京，國內各階層人士紛紛反對割地講和。康有為事先探知了條約的全部內容，大為震驚。5 月2 日，他聯合各省云集北京、正翹首盼望著金榜題名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在宣武門外達智橋松筠庵舉行會議，商討聯名請愿的事情。大家公推康有為起草奏書。康有為壯懷激烈，操筆揮灑，寫出洋洋一萬八千言的《上皇帝書》，由各省應試舉人聯名認同。漢代以公家車馬送應舉之人赴京，后世遂以“公車”為舉人赴京應試的代稱，故史稱此舉為“公車上書”。“公車上書”堅決反對簽訂喪權條約，提出 “變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張。眾學子置功名利祿、身家性命于不顧，沖破清政府 “士人干政”的禁令，匯集一堂，敲起祖國危亡的警鐘，發出了救亡圖存的吶喊。封建頑固派卻視之若洪水猛獸，都察院拒絕收納上書，更談不上代為轉奏了。但上書很快在神州大地廣為流傳，風靡一時。

　　戊戌政變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開始推行新政。6月15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緒帝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9 月初，榮祿奉慈禧密旨，調兵聚集天津、長辛店。9 月16 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袁世凱，命其專辦練兵事務。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表示希望袁世凱助行新政。袁世凱表面許諾殺榮祿，誅戮后黨，保障新政的實施。但9 月20 日，袁世凱即向榮祿告密，榮祿當即赴京部署。當晚慈禧就囚禁了光緒帝，并矯旨稱皇帝“再三懇請訓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坐殿辦事，重掌政權。同時，關閉北京各城門，封鎖交通，出動三千軍士在全城搜捕維新派人士。康有為、梁啟超預先得知政變消息，逃亡海外，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捕遇害。清政府隨即罷免數十名支持維新派的官員，除京師大學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廢除，戊戌變法失敗。

　　影響評述

　　縱觀康有為的一生，在戊戌變法時期，他是個革新派，站在時代的前列，堅毅果敢，無所畏懼，學術思想上敢于懷疑、立異，提出新主張，促使人們思想解放，推動學術的前進，促進政治改革，豐富民族文化。他召喚著時代進步思潮，以西方先進的社會政治學說摧毀和重構了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這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暴風雨般的沖擊力。同時，康有為又不僅僅是一位思想家，他不甘心于書齋思辯，更不是止步于清談高論，而是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大膽投身現實斗爭，成為叱咤風云的政治活動家和變法運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他將解救中國深重危機的希望寄托在改革、維新之上，并為之奔波呼號，嘔心瀝血，這構成了鋪墊康有為歷史地位的一塊重要基石，也是勾畫康有為歷史形象的一個顯著特征。在辛亥革命之后，他是思想與行動充滿矛盾的思想家。盡管他后半生逐漸淪為時代的落伍者，甚至他的某些言論、行為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但客觀地說，他一生仍不失為一個赤誠的愛國者。他摯愛著華夏之土，卻找不到拯救華夏之路。因此，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將其稱譽為“先進的中國人”，他說：“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十九世紀末葉，面對國家的危亡、民族的沉淪，康有為作為維新旗手，引領時代風騷，這一歷史功績是永載史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