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搬過一次家。雖說在重慶住得并不很久，我又已聚積了滿滿4 書架的書。我叫了一個力夫來用籮筐挑這些書。他挑了幾次還沒有挑完，于是嘆息著對我說：“你先生的書真多呀！”

　　不知怎的，他這句話引起了我許多感慨。我一邊把包扎成捆的書往籮筐里裝，一邊自己在想著：

　　——我過去讀過的書恐怕也有好幾書架吧。但是，亂七八糟讀的結果，到底得到了多少益處呢？許多讀過的書，用今天的要求來衡量，不是差不多讀了等于沒有讀嗎？

　　搬家以后，有幾個青年朋友來找我，恰好又問了我一些關于讀書的問題。于是我想，我的一點讀書經驗是可以談一下的。

　　說來慚愧，讀了20 多年的書了，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盲目地讀著的。那些時候，假若有人突然問我：“你為什么要讀書？”“你讀書的目的何在？”我會茫然找不到回答。那些時候，我還不知道任何事情都該首先問一個為什么。

　　在私塾里讀《三字經》的時候。那書的頂上印得有畫，也印得有詩。其中有這樣兩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什么唯有讀書高呢，又另外有兩句，可以用來說明：“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這是封建社會的傳統的讀書觀：讀書是為了做官。

　　雖說當時我還不知道所謂做官就是壓迫老百姓，剝削老百姓，但這樣的讀書觀也似乎沒有給我多少影響。因為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做官的事情于我遙遠得很，而迫切的需要解決的倒是如何過渡我那些寂寞的童年的日子。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沉溺在舊小說里面了。

　　上了學校以后，一方面自然也有這樣的意思，想從上學校以求自立，不再受家庭的束縛與限制；但另一方面，那種讀舊小說的心境卻繼續了下來，就愛起中國的外國的文藝作品來了。這真是像魯迅先生的詩句所說的：“無聊才讀書”。因為脫離了現實與人群而感到寂寞才鉆到書里；但越鉆到書里就越脫離了現實與人群，越感到寂寞。那時候我讀書就像一個酒徒似地，舉起杯子來一口氣喝干。而且我的標準也這樣簡單：能使我醉者就是好書，不能使我醉者就是壞書。

　　高爾基說，每一本書都像一個梯子，使他從獸類爬到人類。但我的經驗卻不大同一些。那些書啊，就是連那些最打動過我的書在內，并不都是梯子，并不都是直立著的，引我上升。大多數的書，它們連結起來倒像一個迷津，使我在里面摸索，苦悶。說得公平一些，這些文藝作品自然也給了我這樣的好處，使我更加不滿意現實。但是它們也給了我許多壞處，使我更加空想，脆弱，而且使我有了許多并不妥當的自信與成見：以為許多事情我都懂得而其實并非真懂得。

　　這或者也是一種讀書觀吧：讀書是為了破除無聊。

　　不用說，為了做官也好，為了破除無聊也好，這些讀書觀都是要不得的。對于我，許多真理都開啟得太晚，連為什么讀書這個問題也在內。直到最近幾年，我才知道一切書籍都不外乎是人類對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說明，都不外乎是人類進行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總結或工具；同時我又才知道我們讀書不應該是為了旁的，而應該主要地是為了用前人的經驗和知識來提高自己，武裝自己，以便去繼續征服自然與改造社會。

　　把我的讀書經驗總結起來，這就是第一條：我們首先應該建立一種正確的讀書觀。

　　既然一切書籍都不外乎是人類對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說明，那么這樣的問題就發生了：是不是一切書籍的說明都是正確無誤呢？

　　同樣有了難于計算的年代了，人類從低等動物進化為人類。但也一直到前一世紀的達爾文，才對于人類的起源作了科學的說明。而他的學說產生后，雖然得到了各國的先進的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擁護、支持，同時也遭受到各國的教會人士、反動學者和社會活動家的激烈的反對。

　　這些自然科學的真理的發現還不過動搖著宗教的統治而已，它們所受到的阻礙已是如此。至于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立人，他們對于客觀世界和人類歷史的規律的發現，他們對于現存社會制度的矛盾的分析，他們對于建立新社會的道路的說明，更強有力地動搖著整個舊世界的體系。因此更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殘酷的壓迫。一直到現在，差不多所有舊社會的學校里，進步的社會科學仍不能公開講授。就是在出版方面，這類書籍也常常受到限制。

　　在這樣的教育環境和政治環境里，反科學的和不夠科學的書籍就自然會大量地產生，傳播，而我們也就有很多機會和可能接受它們的影響。

　　有一部著名的小說叫《吉訶德先生》，那里面寫一個人因為讀騎士小說讀入迷了，就真的出門去當騎士，于是把客店當作城堡，把*女當作貴婦，把風車當作巨人，鬧了無數的笑話。許多反科學的書籍愚弄了我們，正如荒唐的騎士小說愚弄了這位可憐的吉訶德先生一樣。

　　當我在私塾里的時候，我就不相信地是圓的，因為我所讀過的經書里都沒有這樣講過。

　　后來在中學里愛好起新文學來了，我讀了一篇徐志摩記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兒的文章。大概因為這類文章剛好接得上我從前讀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說吧，我居然喜歡，而且里面有一句話很對我有影響。那時曼殊斐兒問徐志摩：“你弄政治嗎？”徐志摩說：“不。”于是曼殊斐兒說：“那很好，任何國家的政治都是骯臟的。”于是這句話就支持了、加強了我當時不關心政治的傾向。當然，我并不能把我長期脫離現實的原因全部歸罪于這篇文章，這句話。然而，在人的某些關頭，書籍和旁人可能給予的影響是很重大的。那時候我是那樣簡單，想不到政治也有著兩種政治：一種的確是骯臟的，血腥的，為著少數人的統治；而另一種都是圣潔的，莊嚴的，為著大多數人的解放。而自以為是不問政治的高等華人和高等洋人，卻其實是依附著那種骯臟的政治而生存的，一點沒有資格自鳴清高。

　　的確，我們對于許多書籍都應該心懷警戒，籠統地接受，不加思索地信從，我們往往就會被愚弄的。

　　這也是一條我的讀書經驗：應該批判地讀書，應該養成批判態度與批判能力。

　　批判，批判，這不是早已成為許多人的口頭禪嗎？然而嘴里說起來是容易的，真正做起來卻并不容易。

　　就是反科學的書的作者未有不說他是在宣揚真理的。假若他能自圓其說，頭頭是道，那更容易唬住人了。

　　什么是我們判斷它們的標準呢？

　　事實的考驗是最客觀的，也最無情的，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在當時看來，還不過是一種假設罷了，然而它經得住事實的考驗。后來的望遠鏡的發明證明了它。后來的天文學家的繼續研究也證明了它。“任何國家的政治者是骯臟的”這種的說法也未始不似乎有道理加之出于漂亮的女作家的嘴里，也許就更動聽了吧，然而它經不住事實的考驗。古代的政治，外國的政治不用說它，就以近代中國歷史來印證。難道辛亥革命也是骯臟的嗎？難道抗日戰爭也是骯臟的嗎？這是說不通的。

　　而科學的社會主義為什么被稱為普遍的真理，也正是因為它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它的政治經濟學說，它的革命理論，經過幾十年歷史的證明而更加光輝燦爛。

　　客觀實踐是真理的最后標準。然而我們不可能每讀一本書都只有等待實踐來證明，于是某些基本知識的獲得和科學方法的掌握就成為很必要了。憑著正確的知識和思想方法，憑著不斷的實際的運用，我們是可以逐漸養成，逐漸提高我們的批判能力的。

　　這里就牽涉到是不是有所謂青年必讀書的問題了。曾經有人把他們自己打算研究的書開一長串作為青年必讀書，后來為人所嘲笑。于是另外又有人主張隨興之所至而讀，不必限定。記得似乎也是徐志摩，就有過這樣的話：“我是怎樣發現雪萊的呢，有一次我洗腳，隨便抓起雪萊的詩集來看，于是就愛上他了。”我也曾經是這一派的讀書家，喜歡文學就專門讀文學書，而且甚至于喜歡哪一派或哪一位作家就專門讀哪一派或哪一位作家的書。1930年左右，正是進步的社會科學書籍在中國很為流行的一個時期。然而正因為它們流行，我就偏不讀它們。這結果不用說是害了自己。因為沒有起碼的社會科學的知識，許多目前的事情都鬧不清楚，以至走了許多冤枉路。就是在文學方面吧，也因為趣味的狹隘而知識不廣，也至今說不上有研究。

　　因此，起碼的進步社會科學知識，以及起碼的新哲學知識，這是無論打算專門學什么的人都應該學的共同課程。在這當中，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武裝我們的思想的重要武器。只要我們不是停止于詞句的記誦，而是用它們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并解決問題，我們就可以逐漸獲得科學的思想方法。對于我們讀書和做事，正確的思想方法的獲得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這樣的要求當然非舊社會的學校的功課所能滿足。我們只有自己讀課外書。凡是上過舊社會的學校的人都知道讀課外書的樂處。假若我們能使這種課外讀書更有方向，更有計劃，那就將更有結果，更有益處。

　　這又一條讀書經驗概括為一句話就是這樣：讀課外書，而且有計劃地讀一些進步社會科學書，新哲學書，這樣來提高我們的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