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已為世人熟知，但鄭和下東洋卻鮮為人知了。近兩年來，海內外許多鄭和研究學者開始注意鄭和航海對全球的影響，而且對七下西洋的航海領域提出了補充與擴展。因此，又出現一個鄭和“下東洋”的問題。為此，記者采訪了南京博物院研究員羅宗真。

　　羅宗真為學術研究委員、考古專家，長期從事文物考古和歷史研究及考古教學等工作，曾應邀赴日本進行考古學術交流，并兼任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理事，在海內外考古界頗有影響。

　　羅宗真對記者稱，明成祖即位后，準備派鄭和下西洋，就在鄭和積極籌備下西洋時，卻發生了嚴重的倭寇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事。為了鞏固邊防和自己的統治，明成祖決定立即派人去日本進行政治交涉。這一任務就落到鄭和身上。鄭和在朱棣奪權過程中跟隨朱棣多建奇功，深得朱棣賞識。鄭和接受任務后，立即組織人馬東渡扶桑。

　　當時東渡日本也是很艱巨的，唐朝高僧鑒真六次才東渡成功，足以說明其艱難。羅宗真說，鄭和從桃花渡(今浙江寧波附近)東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府向日本政府指出應嚴格按照會談內容辦事，不得違背。國王源道義自知理虧，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領，并保證今后不再出現類似情況。鄭和勝利完成使命，向明成祖稟報，明成祖很高興，致書國王源道義，表示滿意。

　　羅宗真指出，鄭和下東洋一事，經過海內外學者研究，不論是《明史》成書的清人著作，或者是其他明人的有關記載，還有日本史書的記載，都證明永東二年鄭和確實出使過日本。

　　羅宗真列舉說，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書》中有專門論述：“文皇帝永樂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戶馬興(與戰)死亡。尋寇蘇松諸處。是年，上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詔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禮邊倭賊二十余人。”《日本一鑒·窮訶話梅》卷六“流通”條對鄭和出使日本的前因后果也作了記載：“永樂甲申(二年)，倭寇直隸、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鄭和往諭日本王。明年乙酉(永樂三年)，其王源道義遣使獻所俘倭寇嘗為邊患者”。《籌海圖編》“直隸倭寇變記”中也有同樣的記載：“永樂二年四月，對馬(壹)歧倭寇蘇松，賊掠浙江穿山而來，轉掠沿海，上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魁以獻。”明人馮應京在其《皇明經世實用編》中寫道：“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為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清人俞維麟《明書·戎馬志》記載：‘永樂二年，冠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乃執其渠魁以獻”。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鄭和出使東洋，通過與日本國王磋商，使其本國主動出師剿捕倭寇，并繩之以法。日本國王接受了鄭和的建議，接受了明朝“日本帝國”的封號和金印、冠服等，并遣使致謝，與永樂朝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雙方簽訂了“勘合貿易條約”，即“永樂條約”。

　　羅宗真認為，鄭和這次下東洋，發生在下西洋之前的一年，即一四○四年。這為他下西洋奠定了基礎，也穩定和促進了當時中日關系，達到了預期的效果。一直到永樂十五年，海洋平靜，中日雙方使臣友好往來不斷，給鄭和下西洋創造了安定的條件，也為他后面的七下西洋提供了豐富的航海知識，積累了外交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