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廣饒縣大王鎮劉集村，在我國最為普通的一個村莊中，發現了我國一本最早的中文譯本《共產黨宣言》。

　　早在1925年，劉集村就成立了農村黨支部。1926年春節前夕，該村在濟南等地從事革命活動的共產黨員劉子久、劉雨輝（女）、同鄉延伯真（廣饒縣第一名共產黨員）一同回家探親時，悄悄把這本《共產黨員宣言》送給了劉集支部，并由該支部第一任書記劉良才保存，他在自家屋內挖密窖組織學習并藏存，后又創辦夜校，以《宣言》為主要教材，使廣大農民明白了翻身鬧革命的道理。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劉集支部按上級指示焚毀黨內的重要書籍和文件，然而支部書記劉良才在焚燒文件時，毅然將這本《共產黨宣言》抽離火源，這一舉動顯示了一個偏遠農村支部負責人在白色恐怖下具有堅強的革命信念和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大無畏精神。

　　1931年劉良才調至山東濰縣任中心縣委書記，便將《宣言》留給支部成員劉考文。1932年秋，劉考文因參加山東博興暴動失敗，面臨被捕的危險，又將《宣言》轉交給黨員劉世厚。

　　抗日戰爭時期，山東廣饒、益都、壽光、臨淄為“四邊地區”，劉集村正處于“四邊”的交匯處，多年的革命活動，早已引起了日偽的注意。1941年1月18日，日偽軍千余人突然包圍了劉集村，制造了震驚山東的“劉集慘案”，數十名革命者被殺，全村一片火海，巳逃出村的劉世厚，不顧個人安危，潛回村內，在自家已燃燒的房山雀眼內搶出了這本眼看被大火吞噬的《共產黨宣言》，使其又躲過了一次最大的浩劫。后一直秘藏至全國解放。

　　建國后，地方文物部門成立較晚，因此這本《宣言》沒被及時發現征集。1975年廣饒縣文管會的同志到劉集村座談革命史，征集革命文物，劉世厚老人將這本珍藏的《宣言》捐獻給文管會。不久這本《宣言》作為重要革命文物，陳列在山東省黨史展大廳內，為山東革命史展增添了一件極其寶貴的黨史資料。

　　1985年東營市政協在編纂文史資料時，從《宣言》的出版時間和錯版的封面標題發現了這本《宣言》的更大價值，從而組織專門研究小組，初步認定該《宣言》是我國最早出版的中文譯本。為了進一步證實此事，研究小組專門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檔案館、圖書館進行了對證分析。經核實得知，上海檔案館、圖書館各存一本，北京圖書館存一殘本，山東廣饒與上海本封面同為標題錯版印刷（“產黨”二字顛倒）。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昭史資料叢刊》第一輯，曾刊載過上海檔案館存本情況介紹，遺憾的是將《宣言》的錯版封面，借用了正版封面刊登介紹，故失去了版本的原貌和研究意義。通過廣饒本和上海本的對證，統一了當時學術界對中文《宣言》的最早出版時間的不同認識，是一件具有特殊意義的革命歷史文物，錯版封面的版本若在印刷中發現，估計發行量不會太大，故更為珍貴。1986年山東省主要領導批示，為這本《共產黨宣言》特批經費，專作技術保護處理，并對劉世厚老人重新表彰獎勵。

　　該書長182、寬12.3厘米。封面所有印刷內容均為赭石色，正中印有馬克思半身像，上邊從右至左讀，印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共黨產宣言、陳望道譯”，正文共56頁，用5號鉛字豎排印刷，封底豎排印刷，從右至左為“社會主義研究出版社，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價大洋一角”及著者、譯者和印刷、發行者落款。該書現藏于東營市歷史博物館，被定為一級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