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東南亞最大的企業家。1941年應毛澤東之邀赴延安訪問。毛澤東曾送給他“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條幅。1950年回國定居，將全部家產捐獻給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縣集美社（今廈門市集美鎮）。出世時，父親陳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擁有一家米店的中等僑商了。在父親遠離的情況下，陳嘉庚由母親張氏一手撫育長大。9歲時，他開始入“南軒私塾”讀書。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對舊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為日后萌發教育救國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歲的陳嘉庚到新加坡，在父親經營的“順安”米店學商。當時，新加坡已淪為英國殖民地，華人在這里從事奴隸般的勞動。在這片土地上，灑遍了中國苦力的血汗。目睹這一切，一股愛國愛鄉之情在他心頭油然而升。1892年，陳嘉庚接任“順安”米號經理。次年秋，他回國與秀才之女張寶果成婚，在家鄉住了近兩年，邊經營漁業，邊從塾師補習中文，并出資2000元建立惕齋學塾，這是他捐資興學的開端。

　　1900年冬，陳嘉庚為了返鄉葬母，第三次回國。當時苦難的祖國正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慘遭蹂躪，窮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這一切，陳嘉庚的心中，郁結著無言的痛苦。此后，父親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產。陳嘉庚親睹父親從興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頗深，立志從頭起步，闖出一條新路來。在此后的30年間，陳嘉庚從創立新利川菠蘿罐頭廠和接辦日新公司開始，憑借他敏銳的眼光和強烈的經營競爭意識與創新精神，頂住當地殖民壟斷資本的壓迫排擠、日貨的削價傾銷和同行業的激烈競爭，使個人企業在經營米業、菠蘿、房地產、航運、橡膠等方面形成規模，從而成為當時東南亞最大的企業家之一。

　　早對清政府腐敗無能十分不滿的陳嘉庚，從閱讀革命書報中深受同盟會革命主張的影響。1910年春天，陳嘉庚正式加入同盟會，剪掉了辮子，與清王朝決裂，開始從事反封建、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活動。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濟國內難民，他奔走呼號，帶頭籌款捐資。他一生克勤克儉，從不奢侈浪費。他常說：“我金錢取諸于社會，亦當用諸于社會。”從1918年開始，陳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資財用于興學，先后創辦集美學校、廈門大學和南洋華僑中學。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國難當頭，陳嘉庚毫不猶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前列，被推舉為“南僑總會”主席。1946年冬，他發起組織了“南洋華僑回國慰問考察團”。1941年3月，他率團到達重慶，拒絕加入國民黨。在重慶期間，中共領導人葉劍英、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曾專程拜訪了陳嘉庚，并在中共駐諭辦事處舉行歡迎茶會，會上陳嘉庚流露了想親往延安的心愿。獲此消息不久，毛澤東發來電報正式請陳嘉庚訪問延安。同年5月，陳嘉庚到延安，毛澤東在辦公室兼住所的窯洞里會見了他，并設晚宴招待。窯洞儉樸的陳設，領袖的謙遜待人，不事鋪張的晚餐等，都給陳嘉庚留下了深刻印象。幾天中，毛澤東多次到陳嘉庚住所，與他交談，共同進餐。陳嘉庚也同從集美、廈大和南洋到陜北參加革命的青年交談，并且實地參觀、訪問，了解那里政治、軍事、經濟和民生，所見所聞使他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完全是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只有共產黨才是真誠奮勇抗日，從而不滿國民黨，而同情、擁護共產黨，把延安視為中國的希望。后來每當談及延安之行，陳嘉庚都流露出對毛澤東的敬仰之情。

　　抗戰勝利后，陳嘉庚從避難地返回新加坡，結束了淪陷時期的流亡生活。在為他安全脫險舉行的慶祝大會上，毛澤東特地送來了祝賀條幅，高度評價陳嘉庚先生“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當聽到毛澤東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顧個人安危，決定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的消息后，陳嘉庚深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拍電報勸他不要前往。

　　1946年7月，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內戰爆發。陳嘉庚密切注視著時局的發展變化，為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而由衷高興。1948年5月4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各界代表大會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聲明否認蔣介石為中國總統。

　　1949年1月20日，陳嘉庚接到毛澤東來電，邀請他回國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是。6月4日，陳嘉庚到達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李維漢、李濟深、沈鈞儒等人的熱情歡迎。7日由周恩來副主席陪同前往西山同毛澤東晤談。

　　延安一別，轉眼九年，故人重逢，倍感親切。陳嘉庚激動地向毛澤東介紹了海外華僑的情況，并對家鄉福建何時解放表示關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將去管理福建。在會談中，陳嘉庚先生對許多問題直率地發表見解，體現了他對祖國建設的關心和對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信賴。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陳嘉庚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