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項媒介素養調查顯示：

    色情暴力令小學生感到無助

    研究認為，學校家長應加強引導溝通式的“事前免疫”

    77％的教師和64.7％的家長認為目前我國媒介中色情、暴力、恐怖的內容較多，85％的教師和73.4％的家長對此表示擔憂，56.8％的教師與29.2％的家長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以上的調查數據是上海大學影視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倪琳在首屆“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上發布的，本次論壇的主題為“媒介素養與公民素養”。

    倪琳此次發布的數據是基于她在上海市針對分別位于中心城區、近郊城區、遠郊城區的8所小學的500多名三至五年級的小學生、100多名小學教師以及近200名家長所做的調查而得到的。

    手機、動漫書和游戲機成為上海小學生書包中的重要三大件

    研究表明，目前媒介消費時間比例更加擴大化，已經列入城市小學生除上學與睡覺之外的第三位，手機、游戲機、動漫書等新媒介物品正快速成為小學生書包中的新成員，并伴隨在小學生學習與生活的每時每刻。

    倪琳的調查顯示，目前上海小學生家庭電視普及率為99％；其次為報紙，達72.9％；家里安裝互聯網的有57.2％。經常與父母一起看電影的小學生為25.7％。

    倪琳專門設計了兩道情境題考查當前小學生心目中媒介的地位，一是“今天一大早，小明已經準備好上課的書包，出門去坐公交車。已出門的他，竟然神色緊張匆匆忙忙地跑回來，說有一件東西一定得拿……你覺得他回來拿什么（只選一項）？”二是“今天小明放學回家很認真地完成家庭作業，他開心地向父母邀功，要求父母同意讓他做一件事情……你認為是什么事情（只選一項）？”

    調查發現，近一半的小學生（46.8％）將手機視為上學期間的必帶品，成為書包里最為重要的媒介物品，其次為動漫書（17.4％）和游戲機（13.1％）。可見，小學生的書包里除了書本、文具等學習用品之外，手機、動漫書、游戲機已經成為書包中的重要成員，強有力地證實了新媒介、新娛樂對城市兒童具有天然的親和力，甚至成為90后兒童“最容易想到”的書包里的新玩具。而第二道情境題的數據則顯示，與小朋友們玩耍（28.1％）是小學生們完成學習任務之后最渴望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上網（25.5％）與玩電子游戲（17.2％）。可以看出，小學生最為喜歡的是“互動性”較強的閑暇生活，而具有互動功能的新媒介正在成為兒童閑暇生活的重要選擇。

    看到媒介上的色情暴力內容小學生會感到無助

    調查也顯示，對于含有色情、暴力、恐怖的媒介內容在其成長中的負面影響，小學生表現得非常被動與無助。當問到“如果遇到你認為的少兒不宜的文字、畫面，你會怎么辦？”92.5％的小學生選擇不看，87.8％的小學生表示這些不良的情節或畫面對自己的影響非常不好，10％表示“沒影響”，50.8％的小學生希望得到家長的指導，16.5％希望得到老師的指導，還有8．6％的小學生選擇好朋友的指導，而24％的小學生表示不需要任何人的指導。

    倪琳認為，媒介在成為小學生生活與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同時，也對小學生產生著一系列的負面影響。

    盡管家長和教師對媒介內容給孩子帶來的負面影響憂心忡忡，但是，如何應對含有色情、暴力、恐怖的媒介內容？家長們的辦法很有限：5．2％的家長與孩子一起看，23.7％找個事由支開孩子，58.4％的家長會換頻道，3．5％的關電視機，5．8％的遮住孩子的眼睛，1.2％的選擇引導與溝通。顯然，家長最常用的方法是“換頻道”，其次是“找個事由支開孩子”，引導與溝通式的“事前免疫針”法遭受了家長們的冷遇。

    學校應該成為實施媒介素養教育的重要陣地

    當問及“一些色情、暴力、恐怖的內容最應由哪方負責管理”時，家長與教師的回答呈現出驚人的一致，前三位分別是政府監管、家庭引導與媒體自律，而學校教育被排在最后一位，甚至低于“孩子自我管理”，顯然，學校教育成為了教師與家長指導和幫助孩子免受負面影響的盲區，并沒有受到重視。

    然而，媒介素養教育在英、美、加等國家已經日益成為中小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專家指出，對公眾尤其是未成年人開展媒介素質教育，能培養公眾對媒介信息的批判接收能力，減少不良信息干擾，合理利用媒介發展自我、參與社會。

    倪琳認為，學校課堂應該成為實施媒介素養教育的重要陣地。調查結果也表明，在媒介接觸中遭遇到各類負面信息而造成不良影響時，小學生也明確表示希望得到來自家長、老師、同伴的指導，因此，科學正規的小學媒介素養課程實施不再僅僅屬于學者的前瞻觀念，而是小學生以及家長和老師三方的共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