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的。

　　一天中午，我去接班，天空正飛著牛毛細雨，離接班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我心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里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

　　店里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后面柜臺旁邊的兩個人在談笑。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

　　我站在書架前，開始翻書。

　　門外，細雨煙似的被秋風扭著卷著，不分方向地亂飛。店里冷得像地窖(jiào)一樣，冷氣從褲管里向上鉆。忽然，我看見架上排著一列中文的《毀滅》[1]。《毀滅》?我記得一本什么雜志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書脊上赫(hè)然印著“魯迅譯(yì)”三個字，我像得到了保證似的，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后記，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矮小而結實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板走了過來。

　　“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于同情中國的內山老板，我總是帶著幾分敬意叫“先生”的。

　　他殷勤地點頭，接過書翻了翻底頁：“一塊四。”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摸摸里衫上的衣袋——袋里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ào)悔自己的莽(mǎng)撞了，紅了臉，說：“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用粗短的手指捻(niǎn)著那張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哪里貴?你看這紙……”

　　厚實的紙張，清晰的字跡，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拿在手里，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么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suō)著那本書，舍不得丟開，不說買，也不說不買。

　　內山老板大概看出點什么苗頭，就笑著回頭對里面說了一句日語，原先和內山老板說話的那個老人咬著煙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黃里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tuí)唐的樣子。頭發約莫一寸長，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著。胡須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慈祥的目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織著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抽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封面上印著兩個字：鐵流[2]。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本好。”

　　他是誰?對我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進行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連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

　　什么?我很驚異地望著他：黃里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著寸把長的頭發;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胡須;左手里捏(niē)著一枝黃色煙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熏(xūn)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志上的一段訪問記——

　　“哦!您，您就是——”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不會錯，一定是!那個名字在我的心里亂蹦，我向四周望了望，可沒有蹦出來。

　　他微笑著，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里想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憎(zēng)惡黑暗有如憎惡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的民族，一位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著獎勵似的微笑，指著《鐵流》對我說道：“這書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費力地從里衫的袋里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來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事到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里，我歷盡艱苦，受盡非人的虐(nüè)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我總是昂著頭。我對自己說：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