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尚“禮”。“禮”，是先賢們提倡的觀念經兩千多年的被選擇、被認同后，鑄成的民族性格。

　　孔子提出“克己復禮”，認為禮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禮記》中有這樣幾段話：“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以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意即為，人之所以為人，區別于鳥獸，是因為懂得“禮義”。

　　“禮”，對于個人而言，是規定品德修養、行為舉止的具體要求；對于社會而言，是規范社會秩序、人際關系的具體約束。“克己復禮”，就是要人克制自己的私欲，用公認的道德規范來要求自己，回到禮義的規范中去。東方儒學講求“吾日三省吾身”“知恥近乎勇”。馬克·吐溫說，只有人是知道臉紅的動物。諸如羞恥、尷尬之情，是“克己復禮”的心理基礎。法律可以讓人不敢越矩，制度可以讓人不能越矩，只有“文化”，可以讓人不愿越矩。

　　家風與家教，無形中培育著下一代的意志和品格。“禮”與“義”之內涵，諸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是傳統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在千年的傳襲與繼承中，具體化為“忠厚傳家遠，詩書濟世長”等銘文。

　　良好家風傳承，非通過訓詁等口頭方式傳承，更重要的是長輩的“身體力行”。西漢初年學者韓嬰《韓詩外傳》中記載有孟母“斷織”的故事：孟子小時不知努力學習，時常中斷自己的學業。孟母為教育他，有一次竟用刀將自己織機上將要織成的布割斷，從而使孟子感悟到“半途而廢”的道理。劉向《列女傳》亦有著名的“孟母三遷”故事。范仲淹之所以志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因為幼時母親告訴他，“不為良相，即為良醫”——良相可以治國安邦，良醫可以治病救人，一個人想要自己快樂，就必須讓別人先快樂。家教之重要性，還可以馬為喻。馬是一種社會性動物，但若把一匹幼馬從小單獨飼養，長大之后才讓它進入馬群，由于它的社會性本能從未被后天誘導過，它就不懂得遵守規則，容易成為“害群之馬”。人同樣如此，兒童若是從小缺乏道德的啟蒙，他的善良本能就無法激發，自私與冷漠的性格便難以抑制。

　　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衍生的精神支柱。雖在時刻變動，但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拋棄它的傳統而重新開始。中華傳統“禮”“義”之文化中所包含的人倫觀、自然觀、生命觀，都應當成為醞釀當下“家風”的珍貴的思想資源。（李庚其 作者系國學教育家、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