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浙江地區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引發大面積饑荒，位于浙西的杭州是重災區之一。當時擔任杭州知州的，是我們熟知的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他的救災措施別出心裁，富有實效，反映了一種卓爾不群的救災理念，仔細考量，這種理念竟然與現代經濟學頗有相通之處。

　　范仲淹首先采取的做法是：加大基建投資，大量雇傭農民工。

　　現代經濟學認為：政府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入，通常能帶來幾倍于投資額的社會總需求和國民收入，起到一種“乘數效應”。在1929年—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中，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成功地運用過這一原理，在他著名的“新政”里包括一項措施:大量興建公共工程，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崗位，促進經濟復蘇。

　　范仲淹的做法與羅斯福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召集各個寺廟的住持，曉以利害，進行總動員：“本地寺廟普遍年久失修，該改善形象了。饑荒年景，工錢最低廉，正是修繕寺院的好機會啊！”當時佛教盛行，寺廟都相當富足，修繕工程均由寺院自己出資，絲毫不增加國家財政負擔。他還命令杭州各個官署開展基本設施維修建設，借工錢不高之機，降低了行政成本，也免去了正常年景時修繕對農民的叨擾。

　　就這樣，在公共工程的吸引下，杭州城涌進來大量無農可務的農民。每天雇傭的勞動力，達到一千人以上。

　　因為災民轉化成了農民工，所以杭州對災民的救助，相應地轉化為工酬。換言之，就是“以工代賑”。此措施的實行，在物質層面，補上了救災預算的缺口；在精神層面，維護了失業者的自力更生意識和自尊心，可謂雙贏。

　　接下來的一步，就是刺激消費，拉動內需。

　　現代經濟學的主流是交換經濟學，特別重視消費在經濟中的地位。范仲淹也敏銳地意識到了消費對于生產的拉動。為此，他在大災之年，“冒天下之大不韙”，組織大規模的龍舟競賽，還“大興出游之風”，自己帶頭到西湖上觀賽、宴飲。老百姓見狀，紛紛走出家門參加競賽，富人們也競相效仿父母官蕩舟湖上。一時間，西湖游人如織，分外熱鬧。

　　就在人們的游玩之中，范仲淹悄悄達到了目的。出游使閑置資金進入了市場，使景區個體工商戶贏得資金去擴大經營規模。杭州的交通業、旅游業和服務業，在災年依舊獲得了持續的發展。

　　時機成熟了，范仲淹開始實施下一步——使用價格杠桿，調控供求關系。現代經濟學把價格視為非常重要的經濟杠桿，范仲淹居然也看到了這一點。

　　饑荒年月最愁的是無糧可買。范仲淹下達行政命令，將杭州的糧價抬升，遠遠高出全國平均價格。各地糧商頓時看到了商機，紛紛搶占杭州糧食市場。與此同時，農民們從進城務工中掙到了錢，商人們從旅游業里淘到了金，他們都有了消費能力，于是糧食市場供求兩旺，一派繁榮。

　　我們不得不嘆服范仲淹的睿智和超前。他能在現代經濟學誕生之前就悟到其原理，積極運用行政手段進行經濟調控，創造性地將經濟發展的成果運用于救災實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賑災手段既不擾民，還不動聲色地起到了安定民心、娛樂百姓的作用，賽龍舟、興出游，相當于今天我們所說的“災后心理援助”，使百姓的注意力從饑荒轉移到文體活動上，不至于驚恐憂愁、流離失所。

　　那一年，災情席卷了浙東、浙西，唯有杭州比較安定，沒有出現大量百姓逃荒的現象，這無疑歸功于范仲淹的經濟學頭腦和救災智慧。（張慧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