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譯文：

　　漢元興以后，朝政由宦官掌握，小人依仗他們的威福，互相鼓動煽惑做壞事，中材之人面面相覷，不知該怎么辦。漢朝既失掉了它的權柄，朝政徹底敗壞。但在位的公卿大夫都是豪俊出色的人，相互發憤同心，行正直之道，說嚴正之話，區分辨別是非黑白，不稍微屈服他們的意志，以至于不被(宦官小人)所容，有羅織罪名株連黨人的案子發生。(但)他們的觀點更堅定，他們的行為更激烈。(他們的)志向雖然沒有完成，但忠心有余。在這個時候，天下聽說他們風采，仰慕他們大義的人，個個感慨憤激，以至于解下印綬，拋棄家族骨肉互相勉勵，赴死而不避。一百多年來，擁有強權，對朝政有非分之想的人接連不斷，(但)都猶豫不決不敢發難。漢朝能在敗亡的情勢下繼續存在，就是這些公卿大夫的力量。

　　徐孺子在這個時候，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征召他，他都不去。薦舉有道之人，授予他太原太守的官職，安排好車馬，備好禮節，召他(他)都不到。舍身而為人，與隱居而獨善其身，那選擇雖然不同，但有志于仁則是一樣的。在位的士大夫，在亂世保持他們剛正不屈的節操，不因生死問題動搖他們的意志，與(那些)貪圖俸祿的大臣差異太大了；然而(他們)不惜拋棄官位，大義在于救濟世人的緣故。徐孺子曾經對郭林宗說：“大樹將傾倒，不是一根繩子所能維系的，為什么忙忙碌碌沒空閑安寧自處呢？”這(表明)他的本心也并不是在山林中自我滿足，遺棄世人而不顧啊！《易經》對君子小人的消長進退，選擇恰當的處世方法，未嘗不是主張只要(社會)正常合理就現身，混亂不可就停止。這就是徐孺子未能用隱居來換取出仕的原因。

　　徐孺子是豫章南昌人。據《圖記》記載：“章水向北流過南昌城，又向西流經白社。白社西面有孺子墓；又向北流過南塘，它東面是東湖。湖南部小洲上有孺子的住宅，稱‘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在孺子墓道種松，太守謝景在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在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到拓拔氏的北魏，稱之為聘君亭。”現在亭子還在，而湖南小洲，世人不知它曾經是孺子的住宅，又曾經是臺。我做太守的第二年，方才就在那地方。結茅為堂，描繪了孺子的肖像，用“中牢”的禮節來祭祠他，率領州中的賓客僚屬祭拜他。漢到現在將近千年，富貴而埋沒無聞的人無法計算。孺子身居陋巷，偏偏被人稱許思念至今。孺子的墓已經搞不清它確切的地方，而孺子臺幸而可考查搞清。祭祠他，是用來向州民展示高尚的德行，所以一起收集了他出仕和隱居的觀點寫下這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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