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譯文：

　　太史公說：“我的父親生前曾經說過：‘自周公死后，經過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誰能繼承圣明時代的事業，修正《易傳》，續寫《春秋》，本于《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的嗎？’”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辭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孔子為什么要寫《春秋》呢？”太史公說：“我曾聽董生說過：‘周朝的政治衰落破敗之時，孔子出任魯國的司寇，諸侯害他，大夫們排擠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議不會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張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評判二百四十二年歷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為天下人行動的準則，貶低批評天子，斥退諸侯，聲討大夫，以闡明王道。’孔子說：‘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話記載下來，但不如通過具體的歷史事件來表現更加深刻、明顯。’《春秋》，從上而言，闡明了夏禹、商湯、周文王的政治原則；從下而言，辨明了為人處事的綱紀，分清了疑惑難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猶豫不決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貶惡，崇敬賢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經滅亡了的國家，延續已經斷絕了的世系，補救政治上的弊端，興起已經荒廢的事業，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內容。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壺遂說：“孔子的時代，國家沒有英明的國君，下層的賢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這才寫作《春秋》，流傳下這部用筆墨寫成的著作來判明什么是禮義，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現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職守，萬事已經具備，都按著適當的順序進行著，太史公所論述的，想要說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說：“對，對！不對，不對！不是這樣的。我曾從先父那里聽說：‘伏羲最純樸厚道，他創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堯、虞舜時代的昌盛，《尚書》上記載了，禮樂就是那時制作的。商湯、周武王時代的興隆，古代的詩人已經加以歌頌。《春秋》歌頌善人，貶斥惡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頌揚周王朝，并非全是抨擊和譏刺。’自從漢朝建立以來，直到當今的英明天子，捕獲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歷法，更換車馬、祭牲的顏色。受命于上天，德澤流布遠方，四海之外與漢族風俗不同的地區，也紛紛通過幾重翻譯叩開關門，請求前來進獻物品和拜見天子，這些事說也說不完。大臣百官盡力歌頌天子的圣明功德，但還是不能把其中的意義闡述透徹。況且，賢士不被任用，這是國君的恥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沒能流傳久遠，這是史官的過錯。況且，我曾經做過太史令，如果廢棄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記載，埋沒功臣、貴族、賢大夫的事跡不去記述，丟棄先父生前的殷勤囑托，沒有什么罪過比這更大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會傳說，談不上創作，而你卻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論，這就錯了。”

　　于是編寫《史記》。過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禍臨頭，被關進了監獄。于是喟然長嘆：“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被摧毀了，不會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轉而深思：“《詩經》和《尚書》辭意隱約，這是作者要表達他們內心的思想。從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陳國和蔡國受到困厄，就寫作《春秋》；屈原被懷王放逐，就寫了《離騷》；左丘明眼睛瞎了，這才有了《國語》；孫臏遭受臏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呂不韋謫遷蜀地，后世卻流傳著《呂氏春秋》；韓非子被囚禁在秦國，《說難》、《孤憤》才產生；《詩經》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賢之人為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創作的。這些人都是意氣有所郁結，沒有地方可以發泄，這才追述往事，思念將來。”于是，終于記述了唐堯以來的歷史，止于獵獲白麟的元狩元年，而從黃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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