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部反映土改題材的小說，是作者根據當時參加蘇北農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見所聞創作的。她在“自序”中說：“《赤地之戀》所寫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說畢竟不是報道文學，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與一部分的地名隱去，而且需要把許多小故事疊印在一起，再經過剪裁與組織。畫面相當廣闊，但也不能表現今日的大陸全貌……而是盡可能地復制當時的氣氛。我只希望讀者們看這本書的時候，能夠多少嗅到一點真實的生活氣息。”在《秧歌》的“跋”里，作者又強調：“《秧歌》里面的人物雖然都是虛構的，事情卻都是有根有據的。”為了印證“真實”，張愛玲在小說里收集引用了當時的《解放日報》、《人民文學》等報刊上公開登載的共產黨干部的“自我檢討”、天津的“饑民救濟所”、華東的“饑荒狀況”等材料。

　　這樣，按照“真實”的原則，小說里即觸及到一些社會問題，如土改中的“過火”現象，干部的“腐敗”行為等。如《赤地之戀》寫農村干部殘酷斗爭地主連中農也不放過；通過人物說出“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產黨是否已經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較前更貪婪，更有勢力”。“干部的確有許多已經腐化了，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秧歌》多次提到農民“習慣的那種半皺眉半微笑的神情”。土改工作隊長對農民的看法是：“農民嘛，本來就是落后的。他們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見眼前的一點利益，常常不識好歹……樹葉子掉下來都怕打破了頭。”伴隨著土改，“這時候卻又醞釀著一個大風暴，增產節約運動蛻化為三反運動，這些機關的干部正是首當其沖，人人自危”。那些日子，廣播喇叭里喊著：“抗拒坦白的頑固分子已經都槍斃了，大家趕快坦白！”

　　《秧歌》寫到饑餓和貧窮。一個小女孩餓得直哭，她父親（金根）柔聲說；“你媽就要回來了，她帶東西來給吃。”作品寫道：“孩子的媽在上海幫傭。她幾個月前就寫了信回來，說她要辭工回來種田——金根現在分到田了。自從土改以后，當時家里人就很苦，全靠她在外面寄錢回來……”寫下鄉體驗生活的作家顧岡，因為饑餓偷偷去鎮上買茶葉蛋，走到村口，突然發現“荒涼零亂的野地到處伸出了饑餓的眼睛，蛋殼擱哪兒都不合適”；一小孩無意中撞見顧岡躲在門后吃雞蛋，顧岡“不得不把雞蛋獻出來”。《秧歌》還寫了一個重要人物“王同志”，作者借王同志之口說“我們失敗了”。王同志積極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但并非不曉得民間疾苦：那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痛苦；他的原則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樣強烈，但他又想在原則和人情兩方面，在虛偽和真誠之間搞平衡。這是所塑造的干部典型之一。

　　與這些描寫相對應的，還有許多屬于光明的場景。如《赤地之戀》開頭，土改工作隊進村坐在大車上激情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一批熱情洋溢的年輕人，懷抱拯救農民貧窮的豪情開進“零亂荒蕪”的原野。《秧歌》里還濃重而細膩地描寫了農村的一場婚禮：人的文學觀念和評論框架的時候，人們便馬上發現它的“異類”，忍受不了作品當中對于黨的土改運動的負面揭示，于是給予嚴厲的批評。４０年代曾經在上海擔任《萬象》主編并發表過張愛玲小說的柯靈評論說：“我坦率地認為是壞作品……并不因為小說的政治傾向……《秧歌》和《赤地之戀》的致命傷在于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柯靈：《遙寄張愛玲》）。該觀點通過對“真實性”的質疑來否定小說，影響巨大，代表了國內研究界的普遍看法。你看，作者竭力標榜“真實”，輿論卻在這個根本點上說它“虛假”。差距如此之大。

　　這些評論引起張愛玲強烈的反響，她曾對美國詩人瑞菏抱怨說：“我得跟控制著出版的力量打交道。我在上海淪陷的時期寫作，戰爭結束，我變成一個漢奸！到了香港，我想寫我在中國新社會建立之后所見到的一些事，評論把它論成反共文學！這是恭維，我不能出聲，或者，我不能寫超過我自身感受的事，即使我知道他們希望我做什么，那真是很痛苦，我沒有美國夢，我對任何主義都沒有好惡！”（王蕙玲：《她從海上來》）

　　在迷茫和困惑中，１９５４年秋，張愛玲寄了一本《秧歌》給遠在美國的胡適，請她最崇拜的學者能夠指點迷津，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過去評《海上花》說的“平淡而近自然”。胡適接讀這本書后果然看得仔細，３個月后回了一封信：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