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功夫。

　　你寫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后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穴小麻餅?雪吃起來夸嗤夸嗤，響得那么厲害”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　　下面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了解了。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１３１—１３２頁寫那條棉被，如１７５、１８９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１８９頁寫棉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后，得到什么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１６０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２０５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７６頁“在被窩里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常深，后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佩服，尤其是經胡適點評推介的《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成為少女時的張愛玲傾心研讀的啟蒙作品，這對她以后形成的“紅樓夢——張愛玲句式”的敘述語言風格影響極大。后來張愛玲到美國定居曾拜訪過兩次胡適，胡適也到張的寓所回訪過。他們成為忘年交。

　　對于張愛玲和她的兩部“異類”小說《秧歌》、《赤地之戀》的反應，國內外形成截然不同的兩種基調。與國內長期以來封鎖張愛玲的狀況相比，海外的研究工作卻很活躍。１９６１年，曾與張愛玲當面交談過的文學史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張愛玲第一次被寫入文學史，而且用４１頁的重要篇幅來評價她。在小說史的序言中還說：“隔百年讀《秧歌》、《赤地之戀》，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這本英文版的《中國近代小說史》８０年代初在香港被翻譯成中文傳入大陸后，使張愛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錢鐘書、沈從文、林語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樣浮出歷史地表，并迅速走紅，形成大陸第一次的“張愛玲熱”。

　　持相同觀點的是劉登翰主編的《香港文學史》，這部書中寫道：“事實上，在張愛玲的文章中，很難找到反共和親西方的直接言論，而且不難感受到她對政治的一種厭惡情緒和躲避態度。固然這兩部小說的創作初衷已不得而知，但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她還是很難躲避要受到指責。這也是她后來在大陸的諸種文學中，找不到位置的原因。實際上，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戀》對建國初期的那些失誤，以及平民和知識分子受傷的描寫，和后來大陸作家的‘傷痕文學’相比較，顯然還是要溫和得多。只是在當時，在新中國成立之時，這兩部小說就未免顯得過分地刺眼了。由此看來，蒙在這兩部小說之上的這層迷霧，同樣只能看作是當時東西方冷戰的結果。”（《香港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臺灣著名女作家龍應臺也在《一支淡淡的歌——評張愛玲〈秧歌〉》這篇文章里說：“這本薄薄的《秧歌》在我們的記憶中就應該有一個尊貴的地位。張愛玲的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譬如《半生緣》——只是引人入勝的言情小說而已，沒有什么深度可言。但淡淡的《秧歌》，卻絕對是一部‘世界級’的藝術品。”龍應臺同時認為，“《秧歌》的題材是典型的宣傳資料，但是作者對人性的成熟的了愛玲關在由我們制造的狹籠里……”（復旦大學郜元寶：《重評張愛玲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