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河南的劉先生說，他不是不想孩子，但孩子在城市讀書太難——手續繁雜，還有難以負擔的隱性收費。一想到擺個報攤一月才有2000多元收入，他只好作罷。

　　最新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顯示，我國2009年流動人口達到2.11億人，其中14歲及以下兒童占20.8%。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副司長王謙認為，我國流動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流動人口舉家遷移比例上升，在流入地長期定居傾向明顯。

　　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源于深層次的制度性原因。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這主要是現行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造成的割裂，使農民工群體難以享受居住地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和保障。而“以流入地為主”的方針，沒有涉及義務教育經費如何隨兒童的流動而轉移，從而加劇了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

　　劉霞的研究表明，流動兒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容易產生被拒絕感，表現為強烈的歧視知覺。而留守兒童主要面臨的心理問題是情緒問題，具體表現為消極情緒的增加。

　　兒童時期正是一個人生理和心理發生轉變和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也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逐漸確立的時期。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正奎對此很擔心。他認為，如果無視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權益，我們將迎來情感殘缺、社會和家庭責任冷漠甚至充滿反社會傾向的一代，從而使社會陷入大量的“無因由對立”和矛盾沖突的漩渦中，這將是現代化和城市化不堪承受之重。

　　從各方面看，流動優于留守。應盡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確保農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暑假來臨，廣州機場火車站“小候鳥”倍增。與春運返粵潮不同的是，來的多是3—14歲不等的留守兒童。他們許多人趁著假期來廣州與打工的父母團聚。一名留守兒童說：“我希望和爸爸媽媽團聚，希望自己能留在爸爸媽媽身邊，這樣感覺就和其他孩子一樣了。”

　　對比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浙江師范大學的王水珍和劉成斌認為，無論在身心健康、知識廣度方面，還是在人際關系方面，流動優于留守。這意味著農民工子女選擇流動，更能夠促進其健康發展。社會各界投入更多關愛和支持，盡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確保農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楊東平提出，改善農民工子弟教育需要觀念更新和制度創新。一方面流入地政府有責任主動承擔流動兒童的教育責任。同時，通過試點建立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教育券”的制度，流動兒童持券到城市學校就學，在省市之間集中兌換教育經費。城市則應建立市、區、鎮三級政府分擔的財政機制，使各級政府共同分擔流動兒童的教育責任，為農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提供充足的資源。

　　目前，留守兒童短期內大多還無法流動起來。有專家建議，在學校教育方面,實行“代理家長制”，把留守孩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學校和教師給予特別關注。同時盡快建立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檔案，共同對“留守兒童”的顯性和隱性的心理壓力進行疏導,為他們提供傾訴的渠道，使他們心理障礙能夠得到及時的疏通引導。

　　劉霞認為，從兒童一生的發展歷程來看，流動和留守是暫時階段，對兒童個體的影響效應也是階段性的。環境弱勢不等于兒童能力弱勢，“處境不利”不等于“不正常”，處境不利下的兒童并非就是“問題兒童”。對于流動和留守兒童在發展指標上的相對弱勢，應該放在更為宏觀的環境背景下加以改善和提高。本報記者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