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

　　記者 周韻曦

　　今年兩會期間，一個被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總結為“成長中的煩惱，發展中的困難”的突出問題——“中小學生放學后接送難”問題再次引發關注和熱議。

　　這已不是教育部門和全社會第一次試圖破解這一難題。隨著中小學減負工作的全面執行，小學提前到下午三點半放學，對大多數家長，特別是身邊沒有老人幫忙的家庭來說，成了一個讓人頭痛的大問題。為解決好這一問題，2017年2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把課后服務工作納入中小學校考評體系，要求學校利用管理、人員、場地、資源等方面的優勢，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后服務責任。2017年3月，教育部又提出在時間上實行彈性放學，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開展試點，摸索經驗。據教育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25個省下發通知，制定了符合自身實際的政策措施。

　　然而，一些家長反映，“晚放學一小時”的彈性放學并沒能真正解決家長的實際困難，同時，由于經費不足、學校缺乏自主權、老師工作量增加等原因，均使得“彈性放學”難以有效開展。如何更廣泛且行之有效地解家長之憂、解學校之困，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聽取了多方聲音。

　　家長：放學后無法接管催生各種“班”

　　“不管學校下午是三點半還是四點半放學，正常上班的父母都沒有辦法接孩子，只能麻煩家里的老人。”北京大興區居民佟女士告訴記者，自己的女兒今年上小學三年級，目前，女兒所在學校放學時間安排是：周一到周三下午安排一節社團課，四點半放學。周四周五則正常三點半放學。

　　最讓佟女士擔心的是：“有時候家里老人偶爾有事不能接孩子就比較麻煩，只能找班里熟悉的家長幫忙，先把女兒接到她們家里，等我們下班了再去同學家里接。”

　　比較幸運的是，佟女士是北京本地人，家中的四位老人都居住在距離不遠的地方，但她看到，還有一些沒有老人幫忙接孩子的家庭，“或者媽媽全職在家，或者把孩子交給托管班，也就是孩子放學后，由托管班的‘老師’統一把孩子接走，看著孩子寫作業。”

　　據佟女士了解，這些學校附近的托管班一般都沒有資質，照顧孩子的“老師”也是誰都可以當。她告訴記者，女兒的班主任曾在家長會上特地囑咐過家長：“不要把孩子交給托管班。據反映，這些托管班的老師為了讓孩子‘高質量’地完成作業，當孩子有不會的題時，他們一般會直接告訴孩子答案，而缺少耐心專業的講解。”

　　“20世紀八九年代以前，大多數家庭是三代同堂一起居住，住得離學校也很近，鄰里關系也相當密切，所以孩子放學回家能有老人或者鄰居幫著看管，孩子放學回家沒有父母也能和院里的同學一起玩，在鄰居家蹭頓飯吃也是常有的事。”3月23日下午，在朝陽區一所小學門口等著接孩子放學的一位父親向記者回憶道：“雙職工家庭就算下班晚，孩子也不會因為無人看管或者無人陪伴出安全事故或沒飯吃。”

　　隨著生活模式、家庭關系的逐漸變化以及外來人口的增多，“現在很多孩子都只跟父母一起居住，四合院里的居民也漸漸搬進了樓房，放學后孩子就孤零零的一個人，而且，不少孩子的家離學校也比較遠，放學后誰來接管孩子成了家庭的大問題。”這位父親認為，也正是這種種原因，催生了晚托班和培訓班的巨大商機。

　　學校：正視教師壓力大、工作量增加的問題

　　去年3月，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回應“接孩子難”這一問題時曾表示，在具體操作方式上，一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財政補貼”等方式給予適當補助；二是和家長建立談判機制，適當收取一些費用；三是不要把這段時間又變成上課時間，防止課后服務變相成為集體教學或“補課”。然而實施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老師均提出“操作難”的問題。

　　“教育部雖然出臺了指導性文件，鼓勵學校積極開辦課后服務，包括學習指導、活動安排等比較有效且有益的設置，但學校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希望有更加明確的指導意見或者方案出臺。”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天桃實驗學校副校長覃鴻告訴記者，她曾在北京市某學校掛職過一段時間，當她看到學生可以在學校參與課后輔導，同時老師收取一定課后補習費用時，她感到有些疑惑：針對陳寶生提出的三個要求，學校這一安排是否與教師不能補課、不能提供有償家教矛盾？

　　據覃鴻介紹，在兩廣地區，家長并沒有放學接管難的問題，但基于地域條件的不同，家長們面臨的難題是午休接管難。